在香港地產市場，特區政府扮演着兩個角色，既是最大的土地供應者，也是市場調節者，所以既是球證，也是球員。如果只是作為最大的土地供應者，那利益非常明顯，就是土地愈貴愈好；但作為一個政府以及市場調節者，就有許多經濟和社會的考慮。這種工作吃力不討好，因為價格向上或者向下移動調節，都影響不同群體的利益。
樓價和地價上升，自然對現時業主和地主有利，愈多土地和物業在手利益愈大；相反，目前只有少量、或者沒有土地和物業在手的就愈吃虧，就算是地產商，土地儲備多少直接影響其利益，一些地產商沒有土地儲備，樓價乾升，對他們絲毫利益也沒有，甚至是相對上的利益減少。
故此，政府面對這種觸動龐大商業利益的土地市場，必須有自己的信念、原則和勇氣，而這些信念和原則必須清楚透明，可以量度計算，而不是抽象和口號式的。例如「不會賤賣土地」就不是一個原則，因為我們無法定義甚麼價才叫作「賤」。
停止賣地是當年地產泡沫爆破、再遇上亞洲金融危機後，才拿來作為救市的十全大補劑。但時移世易，整個地產市場和六、七年前兩個模樣，是否仍堅持只用勾地辦法而不再公開拍賣，值得社會討論。我們不能說勾地才是自由市場，公開拍賣就不是，相反，公開拍賣有較大確定性，也較難由一小撮人操控，最重要的是透明度較高，而政府對提供土地的數量也要負責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