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有九位華人獲諾貝爾獎，除高行健之外，全部都是理工科，全部都在美國和歐洲接受教育和工作，證明華人在數理化方面有過人之處，也證明西方的制度有利於發揮華人科學家的潛能。

中國古代有燦爛的物質文明，有外國學者斷言，假如諾貝爾獎在中國古代已經創立，各項獎金的得主，都會毫無疑義地屬於中國人，因為中國除了四大發明之外，領先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一百多種。公元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百分之五十四以上屬於中國，但到了十九世紀，百分比劇降到只有百分之零點四。

中國近代科技上的落後，令科學史研究者大惑不解，是為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香港近年延攬不少國際知名的大教授，這些科學家有創研的熱情和才智，也有卓越的成果，但這些成果沒有化為經濟效益，不能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這要歸咎於政府政策的失誤。政府以行政官主導，外行領導內行，不敢大膽投入，也不能在商界與學界起橋樑作用，給一點錢聊補無米之炊，餓不死撐不飽，白白浪費了大量人力資源。

政府如不從整體架構與理念上改弦易轍，創新科技永遠只是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