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國表面並不缺乏研究人員和機構，據統計，中國研究機構有二千五百多家，專職研究人員三萬五千人，工作人員二十七萬人。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達到二千家。不過，今年初，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發布的《二○○八年全球智庫報告》稱，中國僅有七十四家智庫被認可。

老朽對以上數字充滿迷惑，中國這麼多研究機構，數十萬人在為政府做政策研究，對政治文化如貪腐的改良有幫助嗎？能讓人都有善惡分明的價值判斷嗎？

有論者指：由於政府強大的控制能力，中國官方智庫大多言不由衷，淪為替政府背書的境地——官方智庫享用着高額經費與話語權，卻不時提供數據混亂不堪、結論欠缺邏輯、惟長官之命是從的垃圾報告。

於此可見，衡量一個好智庫的標準是質量、獨力性和影響力。這方面，領導要有聽真話的胸襟；新加坡反貪腐成功，除了高薪養廉，主要是國家通過廣泛吸納世界文明中的先進要素，拯救和改良了自身文化，建立了一套公平、合理、高效的治理模式，培養了誠實的社會風氣。老朽贊同一位讀者來信所說，一個社會有善惡分明的價值判斷，人就會對司法秩序、社會秩序、自己的行為規範有敬畏之心；如此，才能真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