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封建帝王時代，做臣子的都懂得「食君之祿，分君之憂」的道理；思想境界更高的如北宋名臣范仲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又如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則具「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抱負。這些都是公務員應有之義。

本港公務員薪酬之高世界有名。回歸前後的港督或特首，薪酬高於美國總統；高、中、低級公務員薪酬遠高於英國和中國內地。究其原因，是在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管治者充滿「過客」心態，充斥短期行為。而在當時的環境下，高、中級公務員大多來自英國，因離鄉背井，故此將公務員薪酬訂得比祖家高好多，既有吸引人才的考慮，亦包含對殖民地掠奪的因素。這就是香港公務員薪酬畸形高的歷史原因。

關於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過程中，中方基於尊重歷史及平穩過渡的考慮，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其後制訂的《基本法》中，對本港公務員薪酬作了充分的保障。問題是：一、香港市民是社會主人，公務員是社會公僕的定位沒有變；二、經濟周期高一浪、低一浪，時而通脹、時而通縮的客觀規律沒有變；三、根據薪酬趨勢調查數據，公務員薪酬可加可減的機制沒有變。

明白以上道理，特區政府面對金融海嘯帶來的經濟寒冬，應對公務員進行公僕意識再教育，令公務員在逆境中與市民共度時艱視為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