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這個哲學，鄧小平推動了「非毛化運動」，打破了「兩個凡是」，推行了改革開放；也根據這個哲學，鄧小平提出了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解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問題。鄧小平相信，「港人治港」這隻「貓」可以捉到「耗子」，令香港九七後繼續保持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如果是「京人治港」，也即中央派人治港，這隻「貓」就捉不到「耗子」，無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這就是鄧小平和中央當年制訂香港政策時的基本判斷。

當時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在當時那個條件下做出的正確判斷。中國那時剛剛改革開放，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運作一無所知；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沒有想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中共也根本沒有懂得管理資本主義城市的人才和幹部。因此，九七後收回香港而又要保持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繼續對中國的現代化發揮獨特價值和貢獻，就只能搞「一國兩制」，只能依靠「港人治港」。

然而，在當時的局限條件下，鄧小平和中央有兩樣事情沒有充分估計到，一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除了政治領域之外，可以深化到非常資本主義、非常市場化、非常國際化的地步；二是香港本地人中原來極度匱乏管治人才、政治人才，無論「左、中、右」都缺乏這樣的人才。這是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和教育造成的，連英國人在部署撤退時也改變不了。英國人只能匆匆忙忙「拱」出一些只會耍嘴皮子的民主政客，並快速提拔一些他們信得過的、只有執行能力、沒有決策能力和政治眼光的「行政官僚」。

這樣的估計不足，決定了香港回歸十二年來「港人治港」的命運和狀況。「港人治港」本來也許是一本好經，但讓那些愚蠢的本地和尚或自以為得計的歪嘴和尚唸得亂七八糟，走音跑調。現在的問題是，中央也許要教他們怎樣唸經，或者乾脆從別的廟裏請和尚來唸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