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金:粗口次文化研究社

香港名氣界的自發「反粗口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曾蔭權以至問責官員、前高官、行政會議成員、社會賢達等皆煞有介事,群起高調發言,力指議員在立法會講「粗口」不可接受。

立法會主席透露已安排議事規則委員會跟進不宜使用的詞彙,訂出禁用詞彙清單,希望各黨派達成共識。講「粗口」者與反「粗口」者頻頻過招,究竟對香港民主發展有何影響?

事實上,敢在立法會講「粗口」並不等同爭取民主。但「上大人」齊齊開聲反對的客觀效果,就成了「父權主義」以上壓下,於是講「粗口」者便有講完再講的堂皇藉口——衝擊父權主義,反抗以上壓下,為被壓迫者出頭。

想深一層,便不得不懷疑這可能是偷換概念伎倆:把踏實為受壓迫者爭取權益偷換為講「粗口」,只講不做。官員高調反對,實質是暗裏幫忙,擔綱父權主義者角色,與「粗口」英雄同台演出,政府縱然捱罵,卻不會招致任何額外實質承擔。

立法會會議每次都拖着一條議員有否講「粗口」尾巴,主席裁定是「粗口」,議員不服、擾攘,繼而由議事規則委員會跟進,開會討論禁用詞彙是否需要更新。立法會因而搖身變成「粗口次文化研究社」,不務正業,或是正業被「粗口」事業完全掩蓋。

市民愈來愈感覺不到立法會正在為自己做事,疏離感愈來愈強,投票意欲愈來愈低,是否全面直選立法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立法會跟民主同被矮化,形成「親民主者痛、反民主者快」的不幸局面。

究竟在立法會講「粗口」是民主行為,還是反民主行為,請看官自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