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報章報道,政府擬出招遏的士牌炒風。事緣在短短三年間,的士牌價已由三百萬元爆升至近期的七百萬元,而且約半數的士牌又集中在少數大戶的手中,惹來財富進一步兩極化,富者愈富,只能租車的職業的士司機得永遠租下去,而的士加價只會為車主帶來加車租的機會,無法惠及的士司機。
其實,的士牌價暴升應是有迹可尋、自然不過的事。以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路面交通繁忙,政府實在難以增發大量的士牌。按運輸署一九九五年的市區的士登記數字為15,321部,比一九九四年的15,271部稍增,但今天市區的士登記數字僅為15,250部,比一九九四年的數字還要低!至於新界和離島的士數目,同樣多年來凍結在2,838和50部。
這不是說當局就應該多增發的士牌嗎?的士的發牌量,本應反映的士的邊際效益和邊際成本。隨着經濟發展,時間的價值大升,是以堵車的社會成本比以前大增。的士通常每天長期佔用路面,是堵車的重要成因。因此實有理由要控制的士總量。的士總量愈低,每輛的士的載客率便愈高,客人平均的候車時間也愈長。為了使客人平均候車時間不致太長,的士的收費有需要訂於能達致的士使用率的最佳水平。
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較高的收費會為司機帶來較高收入。由於的士司機入行相對容易,較高的收費會吸引更多人入行;競爭之下車租很自然會上升至只能容許司機賺回「正常收入」,即一般職業司機賺取的報酬。車牌價格反映車租收入,因此不可能不升。鑑於近年息率普遍偏低,的士車牌變成十分吸引的投資對象,只要回報率比息率高,仍然會有很多投資者趨之若鶩。可見近年的士車牌價格暴升,是市場機制下的必然結果。
對的士車牌價格暴升,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增設如樓市印花稅的稅項,增加炒賣成本。另一邊廂,的士司機權益會創會會長李匡晉則建議政府設牌照年期,到期後牌照即時報廢,續牌必須另行繳費。這做法其實形同租牌,筆者多年前早已倡議。
與其賣斷牌照的私有牌權,筆者認為租牌更有靈活性。賣斷了的的士牌,政府除非出高價買回,否則便無法收回,結果是的士牌只能增而不能減。
筆者對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的印花稅實在無法認同,亦奇怪怎麼會有經濟學者贊成。經濟學者理應明白,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必然會打擊市場效率,影響資產的有效運用。如果想打擊炒賣,何不直接向炒賣得來的利潤徵稅。打擊交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和不公義,其實都是可避免的。
至於租牌,則不但比賣斷車牌更有靈活性,還會為社會帶來可觀收入,牌價上升,社會牌租收入亦隨之上升。由於早前永久車牌難以收回,兩種車牌可以共存,而出租車牌對永久車牌的市價會產生壓抑作用。
何濼生
香港大學經濟系學士、多倫多大學經濟學博士,專攻政策研究。研究範圍包括社會保障、教育、醫療、房屋、宏觀經濟、國際金融等。曾任職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經濟部及安大略省經濟局,回港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及嶺南大學先後任教,現為嶺大教授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