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富士康深圳工廠兩度大幅漲薪是單一事件，那就大錯特錯了，內地漲薪是有前奏、有後戲的連續劇。金融海嘯摧毀中國出口產業格局，隨後的產業恢復，碰到了人力荒的難題，從事出口的企業，莫不以加薪手段留人、請人，僱員成本今非昔比，是為漲薪前奏。富士康大幅漲薪，不僅是內部勞資關係的變化，也是這個前奏的延續或升溫。
內地漲薪的後戲很快上演。六月三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高調宣布，七月份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兩成。漲薪已經由企業經營決策，提升到政府行政指令，令人關注的是經北京登高一呼，漲薪種子何時在全國遍地開花？這情勢備受各方重視，打工仔有打工仔企盼，廠商有廠商憂慮。從政策層面看並不輕鬆，主要涉及風險與機遇交織的複雜因素。
政策風險在於逆市漲薪，對企業打擊有待觀察，恒生經濟月報更撰文分析，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可能備受考驗。在此之前，人民幣升值及實施勞動法，曾令出口企業陷於困境。今次在二次探底威脅，以及重演當年驚魂憂慮的逆市形勢下，大幅上調最低工資，後果更難把握。以富士康為例，公司方面有兩大動向：一是將宿舍管理交還內地政府，企業不承擔過多社會責任；二是將生產線部分遷回台灣。對內地政府來說，這絕非樂見的結果。
至於政策機遇在於被迫轉型，或許對經濟良性發展有利。有關轉型構想其實早已存在，以廣東「騰籠換鳥」的說法最為傳神，但騰籠容易，換鳥困難，不要以為只有籠揀鳥，鳥亦會揀籠，你揀人，人不揀你，結果是徒勞無功。騰籠換鳥一旦出現真空期，難免出現經濟倒退及失業增加，這是不易承受的政治責任。由啟動漲薪轉而謀求轉型，逐步達到騰籠換鳥效果，這是地方政府行政措施漲薪的潛在企盼。
啟動漲薪這一招，雖然由地方出手，亦有中央撐腰。坦白說，若論轉型，中央比地方更感迫切，但策略上是由地方出手，從點到面、自下而上，較中央一刀切的向下壓為佳。以內地政府所採取的策略看，他們顯然亦知道利弊所在，期望騰籠換鳥效應「慢性發作」。因為以中央宏觀策略考慮，像北京那樣的最低工資漲薪兩成，不過是小試牛刀。道理很簡單，若經濟摒棄依賴出口，轉向消費支持發展，工薪只漲兩成，效果可謂微之又微。
最近，中央有智囊機構研究日本上世紀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個計劃的背景顯示，日本當年經濟因依賴出口已走到窮途末路，必須轉換增長方式，於是發起「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消費革命打底。中國今次的產業艱困情景，與日本當年十足相似，問題只在於要不要發動「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目前看來決策已經成熟，意向傾情於此，只差如何探路推進。
海外輿論從漲薪動向，嗅到氣味，估測着風向，認為是中國轉型動真格的標誌。隨着漲薪潮起，產業執位布局也將愈演愈烈，潮起漲勢未必走得很急，需時十年八載不足為奇。不可忘記的是，日本雖有「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產生經濟起飛效應，最終亦栽於金融戰，今天中國面對的形勢是轉型夾雜金融戰，遠較當年的日本複雜，策略未必可以簡單地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