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上，當政的自然希望經濟發展平穩向上，然而在市場經濟底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無疑是比以前多了，也令經濟掌舵的難度日增。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實行宏觀調控政策（即俗稱的「宏調」），有趣的是宏調幾乎是對付經濟過熱、打擊過快增長的代名詞；在實施上，宏調廣義可以是指對經濟發展的調控，即可以加速或是減速，如金融海嘯後中國的四萬億救市方案，在本質上就是宏調的一種。
不管宏調的效果如何，宏調一直是市場、傳媒和學者也喋喋不休的話題，不少意見指宏觀調控的力度不足，但筆者對此有所保留，中央在實施宏觀調控上其實遇上很多掣肘，故只能從一些細微的地方着手。
在宏調的手段上，可以從金融體系上和法律上入手。在金融手段上，人民銀行慣常以利息、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行票據來控制銀根，從而令市場資金數目受控。在行政和法律上，不少是以政策性文件（如《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簡稱「新國十條」）來規範，以上的所有手段，都是為了對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過熱或過冷而推行的。
在經濟下滑時振興經濟的宏調相信沒有人反對，但在經濟發展過熱時下工夫，宏調手段卻往往未能打擊投資熱，也未能改善通脹。例如在海嘯前的二○○七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達24.8%，當時中央一直推出很多政策試圖為過熱的經濟降溫，但成效一直未見顯著。
地方政府的不合作其實是宏觀調控失效的主因，也是常在經濟上忽略了的一個重點。中國政治結構複雜，地方政府官員的前途是由他們的功績決定，權力由上到下，中央政府往往從上頒布一些命令，要地方官員遵守，所以他們每年也要在多方面達標，例如地方經濟增長要達某水平、出生率不可超過某水平、甚至有「死亡指標」，即是每年地方的死亡人數不可超過某一數字。
正因為地方的經濟發展、經濟建設等是地方政府官員前途的重要指標，地方官員不惜大力促進經濟增長和大興土木，可惜在這些指標背後，地方政府是自負盈虧的，上頭並沒有給予資金，所以他們就以賣地作為經濟來源。
事實上，地方政府以「圈地」方式徵收土地，先以低價向農民購買土地，再以高價拍賣土地以籌集資金，以增加財政收入。內地近年新建了很多大橋、宏偉的建築，在這些「政績工程」的背後，大部分資金卻是以土地作抵押品向銀行借錢的，換句話說，地方政府的財政和土地價值掛鈎，試問地方政府怎會積極對樓市宏調！如果樓價下跌，貸款抵押品也會貶值，地方政府不但無力償還貸款，整個地方的經濟也會崩潰。
地方政府不斷擴張經濟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們不需要承擔後果，當官員的政績受到肯定，這些地方官員升遷後，他們不需要理會下一任政府，債務也由下任政府負責。是以他們盡量借貸，以建立豐功偉績。正當中央政府雄心壯志要對經濟過熱下手時，真正的執行人卻抱相反態度，試問怎能成事？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副教授蘇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