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嘯後審視危機的緣起，直指銀行的薪酬模式促成進取的創新，不顧風險的短視經營。美國總統奧巴馬初履任曾力斥銀行高層的貪婪，然而在危機紓緩以後，美國攻擊貪婪火力減弱。現在看來，英國做得來華而不實，美國慢條斯理，存在較大差異。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態度，不能不引起市場的思考，畢竟英美同是私利當道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具有相似的意識形態。

英國對銀行高層花紅痛下殺手，在大的原委看，一方面出於歐洲深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化傳統，公司治理上更強調保障中小股東利益；另一方面是為安撫民眾，穩固統治基礎。基於兩大原則，有現實的需要，從危機時期政府財政千瘡百孔，明年六月大選以後，有必要提高稅收、削減財赤。政府若不管束銀行濫發花紅，反而廣張稅網，就難向選民交代，不鬧翻天才怪。

然而，英國或歐洲這麼做，明白到會致使當地損失對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希望這麼做是帶頭，能為全球共同跟進，主要是美國能同樣這麼做。美國也頒過金融高管限薪令，但並未形成實質性的政策，甚至根本就是安撫選民的緩兵之計，蒙混國際的政治偽裝，骨子裏根本不想對被稱為核心競爭力的金融業痛下殺手，反而可能對英國式的自廢人才優勢措施暗自竊喜。

早在今年美國匹茲堡舉行的Ｇ20金融峰會，有關監管銀行濫發花紅上，就暴露了美國同其歐洲盟友間的不同取態，美國對嚴限薪酬花紅一直說多做少。今次儘管英國帶了頭，美國亦會對跟隨抱持審慎。在美國，有關金融改革注意力重點不放在高管薪酬、對沖基金、評級機制等運作層面，而是在於權力架構上的權力分配，對聯儲局擴權或削權、掌門人的去留爭論不休，銀行薪酬監管見步行步，輿論的責難先由「薪酬沙皇」去抵擋。

由於這種現實，最終英國所謂以稅懲罰濫發花紅，可能被銀行「下有對策」化解於無形，鑑於得不到美國的響應或跟隨，政府可能睜隻眼、閉隻眼的，聽任銀行「曲線」獲得巨額花紅，如此既保住人才競爭力，又蒙過了選民，政府得到其想要的政治利益，不會再計較將懲戒銀行貪婪落到實處。官商鬥法，以各取所需，各得實利而告終。

事件最終會使世界體會到，資本主義貪婪的私利欲望，深入制度的骨髓而難以觸動，對體制內利益團體同流合污是必然的，所謂監管的改革，並不會根本除去貪婪的本性，有的只是偽善的應酬民意。其實，銀行高層薪酬的禍害性，和監管須適度平衡，道理對於歐美政客來說是無人不曉的道理，問題是囿於政治現實和既得利益，難言推行真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