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業高儲蓄少消費
26%的儲蓄率與九十年代中國家庭的30%以上的儲蓄率相比有所下降，與美國正常經濟時期家庭儲蓄率7%左右的儲蓄率相比明顯偏高；與韓國同等經濟發展階段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家庭儲蓄率22%相若。人行行長周小川認為儒家文化反對鋪張消費，主張勤儉節約，高儲蓄率反映中國的傳統文化，與韓國以至日本儲蓄率相若，以及文化傳統相近，似乎印證他的觀點。
另外，經濟學從人生周期假說判定均衡態狀的儲蓄率取決於經濟增長速度。莫利格里安尼發現儲蓄率與經濟增長速度存在正相關關係。一個較高經濟增長率的國家應該有較高的儲蓄率。普通家庭預計未來經濟較高增長率，更加願意儲蓄以參與未來經濟增長。與韓國同等經濟發展時期的比較證明26%的儲蓄率也許並不偏高。
如果高儲蓄率反映的是中國家庭理性行為，並非中國消費比重偏低的根本原因，那麼消費偏低的原因在哪裏？對中國經濟可支配收入佔有的各類主體進行分析能夠找到一定的線索。中國可支配收入的總數之中，家庭只佔65%左右，政府佔20%，而各類企業佔15%。除去政府消費的12%左右，大部分其他可支配收入都無法轉換為有效消費。如果其他可支配收入轉為民間消費，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可以提升至54%左右。54%相對美國正常經濟時期70%比率也許偏低，這一比率與現在的36%相比，意味着50%的增幅。換言之，可支配收入如能更合理地流入民間，對中國經濟以及世界經濟的拉動力相當可觀。
官僚階層抗拒國退民進
體制設計導致國企和政府對可支配收入過度佔有，是中國過度儲蓄的根本原因。國有企業和政府對可支配收入的過度佔有存在體制成因，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都有類似現象。為了跳出貧困陷阱，在整體儲蓄率極低的狀態下，眾多發展中國家選擇以國家或國有企業的形式凝聚社會的有限剩餘資源，發展資本要素密集的現代工業，最後達至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種制度安排在對人民財產權利極度漠視的共產國家尤其明顯。
國企和政府對支配收入佔有的制度安排對中國的發展有過它的歷史貢獻。在經濟轉型的今日，大眾的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和國力的增長變成至關重要，以前的制度需要進行重大調整。進一步的國退民進成為歷史潮流的必然。作為過往制度安排的最大受益者——中國的官僚階層能否順應歷史作出制度調整卻絕非必然。中國經濟轉型和長期穩定發展取決政治變革。
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