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尋找中國政商勾連的樣辦，可能非山西莫屬。山西在中共此輪強力反腐中大面積淪陷，凸顯內地政商勾連積弊之深及嚴峻。至今，山西官場有七名省部級官員涉案，省委書記也不得不因用人和督察不力黯然去職，但這不會是最終結局。
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山西官場最大的問題是各個層級的領導幹部身陷政商勾連，織成一張利益廣泛、緊密和複雜的關係網，從而最大程度地異化了權力的性質與目的。政商勾連一般是商人助官員獲利和上位，作為回報，官員將國家資源讓商人低價收購，並在出問題時幫商人擺平。在這種權錢交易、官商勾結中，權力和資源被當做私有商品出售，毫無政治倫理和規則約束可言。
這並非山西獨有，山西的問題也不是近年才出現，而是有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山西之所以比其他省份問題更嚴重，跟山西的官場結構、資源分布、產業結構及配置方式，以及晉商傳統有關。誠如一些論者所說，山西省人大、政協的省部級領導高達九成多為本地幹部，說明山西高官異地交流太少。這樣就容易形成利益網、關係網，出現家族式、地域式的官場關係，即便有外地官員任職，也很難打入當地官場圈子。另一方面，山西的資源分布以煤炭為主，是中國第一煤炭大省，而近十多年來，因經濟高速發展對煤的需求量大增，導致煤炭價格大漲，這使得山西產業結構過於依賴煤炭，從而為行政權力干預資源配置提供了動力。
值得一提的還有晉商傳統。山西於明、清兩代商業發達，經營鹽業和票號，晉商的成功有其獨到之處，但與官府和政權的深度結合是重要原因。晉商後來雖然衰落了，但此種經商傳統作為一種文化基因被潛伏下來，並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復活。前山西首富張新明被稱為「第二組織部長」，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對於山西官場腐敗，中共目前採取異地調動的方式，從全國選派高官進入山西，重建省委，這在特定時期是必須的，但要使山西變得政治清明，解決之道還是行法治，減少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干預，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眼下，新任省委書記王儒林已開始他的治晉之旅，在領導幹部大會上，王作了六方面的部署，發誓要在根除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土壤和條件上狠下工夫，並自我承諾讓全省人民來監督。決心固然重要，但要改變一個省的政治生態，僅靠官員自律不行，還必須像王所說推進改革與法治。中共能否藉四中全會研究依法治國問題的契機，將山西作為一個法治試驗田，以重塑因腐敗而坍塌的山西乃至中共形象，人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