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集：中央的選擇

現時的方向，是財富管理中心為主的金融服務中心、科研中心，或許可保留為空運中心，都屬高附加值的產業，技術要求也高，但產生就業的相對有限，也不盡是本地居民所可擔任，因此需要大量引進優才，改變香港的人才結構。餘下學歷、技術相對低，或與上述產業不配合的港人，便只有低附加值的本地服務業，工資收入難以應付因高附加值人才增加帶來的地產和社會生活成本上漲。兩極化、貧富懸殊加劇，人口老化更使之進一步惡化。

香港可以借內地旅客來擴張低附加值服務的就業、工資收入，可惜這是以量取勝，佔用城市資源不少，形成與高附加值產業對土地和城市資源的競爭。由此若採引用低附加值勞工的方法，一是維持低附加值服務業，尤其是需求可增的內地來港的旅遊業，使之繼續與高附加值產業爭奪城市資源。二是加重了低價地產土地的需求，在樓價上升中，外勞會與本地低附加值勞工與貧窮人口爭奪有限的廉價住房，難免形成貧民窟的問題，構成社會問題和對社會福利資源的壓力。

政府大量開發新的土地增加住房供應，可是，一是公屋等的需求龐大，且日益增加，其中貧窮長者的比例更大。二是香港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機會極大，中國以全國之力打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科研中心，隨着中國經濟急速擴大，來自內地的需求龐大，還有因中國強大帶來的外來資金（即使是非西方的資金）亦會更為龐大，住房需求增長亦必然大，供應仍然會趕不上包括投資投機在內的需求，土地的壓力仍大，政府的發展步伐至多是追補落後而已，公私型住房和與之相關的城市資源緊張，像高爾夫球場、會所等土地不敢觸動，也因其與高附加值產業相關，高低附加值產業間的矛盾只會加深。

於是，香港是否要把低附加值的產業抑遏、轉移來遷就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抑遏是減旅遊業的擴張步伐，轉移是把香港老化的貧窮人口大比例地轉移內地，二者可騰出空間供高附加值產業發展。

香港未必如東京有神奈川外縣作為住宅地。香港勝於新加坡，至少有大灣區深圳、廣州以外的土地支援，但要與珠三角城市協調、規劃，早作安排。可是，香港的中下層居民會滿意轉移嗎？

香港的選擇，實際是中央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