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集：往昔雜思

1973年剛在港大畢業，當時《盤古》雜誌出了一個托洛斯基特輯，我寫了一文批評其於史實不確。史太林在1920年代打倒了蘇聯共黨的左右兩派，推行工業化集體農莊化，鞏固了蘇聯的經濟與政治，功勞極大。但他行事的官僚主義與專制，卻使蘇共體制由革命的群眾性民主轉變為少數精英壟斷的專制主義。

我在文章沒有批評史太林，卻引用列寧臨死前的最後書信，證明列寧是通過他的妻子與托洛斯基合作，企圖推翻史太林在黨內的權勢，可惜他病死不能如願。我依據的是港大圖書館收藏的列寧全集英文本。當時香港左派與內地都不高興。1993年國務院聘任我為港事顧問，事前審查便追究我這篇文章，幸而其時內地已翻譯了列寧最後的書信，中文版的列寧全集補上，審查通過。事實上內地有關馬克思主義等著作翻譯遲後，譯文也多有問題，四人幫時期便因譯文問題演變成政治鬥爭。

第二件事是1978年我往南澳洲，師從剛被匈牙利共黨政權放逐海外的 Szelényi教授作博士研究。第一篇習作論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遍查馬克思有關著作的初步結論是他不了解資本主義以外的社會形態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他沒法納入歐洲演化模式中的權宜提法，他也提過斯拉夫生產方式。或許正因他不了解英國為主的資本主義以外的世界，便難以了解資本主義與其他生產方式混雜衝擊的政經現實。他的理論超卓，參加政治運動卻一直失敗。列寧在俄羅斯建立共黨政權剛好是把馬克思的理論修正。德國共產主義則蛻變為社會民主主義。正因對馬克思這方面的不滿，我一方面從德國學者Wittfogel看他有關中國遼代插花田的論述。另方面，從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Althusser的結構主義轉移到英國馬克思主義經濟人類學，着重不同生產方式同時連接（Articulation）產生出來混合社會形態。把理論結合到歷史現實來研究，十分有趣。尤其是對我在1975年在中大碩士論文研究明清江南土地制度用的資本主義萌芽框架，可引發頗多的反思。可惜1982年回港後雜務纏身，沒有再鑽研，終屬遺憾。

希望從香港珠海學院第二次退休之後，可再續前緣，用Articulation的角度來研究新舊絲綢之路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