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集：怎樣看疫情

經濟當然重要，但不可替代公共衞生的安全。這個安全對基層與老幼弱勢社群的打擊最大，中產以上的社會階層受衝擊最少。雖然病毒不會分貧富，可染病的處理，富裕家庭勝於中下層，防疫隔離亦是富裕家庭更有條件。對社會民生的打擊，也當然是中下層損失更大，容易陷入貧窮與病患的惡性循環之內。至於長新冠的後遺症同樣會產生貧富不同的影響。假若能有概括的調研，或許可發覺疫情未清之時，防疫躺平，公共衞生安全對社會大眾帶來的損害，會大於躺平的經濟恢復的得益，後者的得益更偏向於資本而不是中下層居民。很可惜西方不會做這樣的調研分析，因為資本及政府不會贊助。當前的研究集中於疫病與藥物、疫苗的關係，原因便是涉及大醫藥醫療集團的龐大利益。就如長新冠的作用也缺研究。防疫治疫政策似已為醫藥醫療集團利益所左右。

新冠疫病打擊最大的是長者，因此西方國家躺平政策背後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資本的操作。長者死去，留下的資產還在，但政府與社會的醫療、社會福利的支出可大減，這使到財政赤字嚴重負債纍纍的西方政府可紓減壓力。政府的公共醫療體系避免崩潰，便可不用增支出，經費轉當軍費，既滿足當權者的政治欲望，也裨益各國的軍火商。

美國的例子是兩年病死了100萬人，美國人均壽命減了兩年。美國的病死率為每百萬人口3,000多人，絕大多數是長者。躺平的歐洲國家，病死率相同，甚或更高。疫情今天還未有止境，當BA.5變種病毒佔主流後，病死者增加，這便是世紀性的對長者的災難。

香港的例子是幼兒成高危群體，歐美亦應一樣，只是政府與媒體掩蓋。若還是躺平，長者與幼兒同受打擊，這便違反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資本的目的了。加上不被報道的長新冠後遺症，躺平損失更大。

內地病死者每百萬人口為4人，香港為1,273人，與歐美3,000至4,000人相比有巨大距離。香港要學內地還是歐美？學後者香港還要病死一、兩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