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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七公:大學豈能成為公安收容所

最近,內地一批公安官員集中調崗,搖身一變,成為大學校長。以山西為例,太原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葛波蔚,調任山西能源學院副院長;晉城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陳浩,調任山西科技學院副院長;大同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史水鴻,轉崗山西大同大學副校長;山西省公安廳政治部主任趙永勝,調任太原師範學院副院長。從主管治安的警界一哥,變成學校副職,其職權含金量無疑大大縮水。
如此大面積調動,已屬不尋常;而如此多的公安,批量調職大學,更堪稱史無前例。其實,這是清理洗牌的縮影之一。近兩年,內地持續進行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除了一些官員被紀委直接查辦之外,還有一些情況相對較輕的問題官員,則被進行組織處理,投閒置散,小懲大誡。
這大致上包括三種情況。第一類是跨省調職,調離公安系統,主要是副省部級高官。如河北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劉凱,調任吉林省副省長;湖南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許顯輝,調任廣西副主席。他們履新後,都不再主管公安工作。
第二類是在省內調離其他閒散部門。如河北公安廳反恐專員張惠龍,調任省煤田地質局副局長;如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余平輝,調任省體育局副局長;河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范玉龍,調任省退役軍人廳副廳長。而第三類就是批量轉崗大學。
公安系統被稱為「刀把子」,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強力部門。將不被信任的官員調離,亦無不當。然而,大量地塞進大學,則很值得商榷。大學傳道授業解惑,警察查案捉賊捕盜,文武殊途,並無太多交集。古今中外,未嘗有讓警察批量進入大學做官的案例,實在有礙觀瞻。
人才治理結構退化
當然,這絕不僅僅是個面子問題。大學是教書育人、學術科研的高等學府,直接關乎一國人才、科學、創新、思想、文化的發揮水平。對大學是否重視、呵護,也可直觀反映出一個國家對於教育和人才的態度、取向。文革期間,大學師生下放,高考取消,工農兵上大學,整整造成了一代人才的斷層。損失慘重,教訓深刻,殷鑑不遠。
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如今,有大師的大學,鳳毛麟角,卻一股腦安插進這麼多「大sir」。很多在三呎講台手執教鞭幾十年的老師,在校內毫無話語權。而外調的公安,則直接身居高位,發號施令。可以說,大學的官本位色彩進一步固化,人才結構和治理結構則同步退化。
內地是「大政府、小社會」。一省之內,黨政廳、局、部、委、辦、署,以及各種國有企業、中心、館所,動輒幾百個。對於問題官員進行清理,並不缺乏安置官員的地方。實在沒必要也不應該將稀缺的大學作為收容站。這與崇尚教育、崇尚知識、尊重人才是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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