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七公：共富的歷史餘悸與現實擔憂

其實，改革開放40多年來，內地發展進程貫穿的一條線索，就是如何處理好公平與效率、先富與共富的關係。是將效率、先富放在優先位置，還是側重公平、共富，決定了政策的走向。改革開放之初，為了盡快擺脫落後地位，追趕發達國家的步伐，中國將主要精力集中在速度增長和規模積累上，並取得了顯著效果，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比如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污染，對能源資源的透支消耗，更包括權貴資本的過度縱容，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堅尼系數超越國際警戒線。

而自中共十八大之後，一系列政策實際已經體現出鮮明的共富取向。這從兩個方面同時着手，一是從低端補短板，加強扶貧，對困難群體的社保、補助也有所增加，在基本面上消滅了絕對貧困。二是從高端進行調節，比如整頓藝人、足球運動員、國企高管的天價薪酬，對資本擴張進行抑制打擊，在金融信貸、兼併收購、上市融資等諸多方面收緊監管。

可以說，近些年來不少政策，是對過去數十年的一種糾偏、回撥。例如對環境資源的保護力度空前增強，寧可放緩增長速度。如今將共同富裕提到最高決策層的桌面上，也出自同樣邏輯。而且，共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還是關乎鞏固執政基礎的政治問題，裁抑豪強，維護權威。高層明確提出共富，將前期的一些分散舉措，上升凝結成了政策主軸和頂層設計，為後續的組合拳定調。

實際上，實現共同富裕，並非某種社會制度的專利，而是一切良性發展的社會都在追求的理想目標。內地社會對此也存在共識，但關鍵在於共富的實現手段，是否能夠遵循法治化路徑。之所以對共富感到害怕，當中既有對歷史的餘悸，對現實的擔憂，和對未來不確定性缺乏信心。歷史上「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營」式的財產收割，這幾年在輿論場一度甚囂塵上。而此次共同富裕定調之後，一些官媒迅速刊文，要求民營企業要主動參與三次分配，其嚴厲口脗，無異於下達「哀的美敦書」。

其實，民營企業在幾十年來，提供了大部分的社會就業機會，本身已經對推動富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未來的共富過程中，首要的也在於讓民企穩定經營，這才是財富的有源之水。即使要參與公益慈善等三次分配，也應通過立法引導，而不能進行道德綁架和輿論批鬥，進行強迫施壓，那樣只會殺雞取卵。讓有恒產者有恒心，慎防借共富之由洗劫財富，才能穩定社會預期與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