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吟虎嘯：說說余英時思想僵化

也正因此，余先生的影響力更多更大的是在社會輿情和知識分子當中，他更像是某些意識形態論壇的意見領袖。他有深厚的史學功底、敏銳的時局觀察、出色的文筆，他的時政文章和宣揚的觀點，在某些政治圈和知識界頗具影響。

研究中國思想史，一涉及到近現代，一涉及到東西方的「碰撞」，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個人經歷和政局變化的影響，就會給自己打上思想底色。余英時年輕時在「大陸易幟」時跑到香港，用他們當年的說法，叫做「避秦」。在香港，余英時繼續他的學業，師從和國民黨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錢穆，而其書院則是跑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海外教育機構」，故余英時的思想底子是「親國反共」。之後他又去美國深造，留校任教，大半生都浸淫在美國西方的思想文化中。

在那個冷戰年代，從台灣跑到美國讀書的讀書人，絕大多數的思想都是「反共加崇美加崇西方」。如果余英時只是「純粹研究歷史」，他的思想底子的政治傾向如何，當然問題不大。然而，他有特別崇尚「中國士大夫」精神，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東林黨精神，就忍不住要不斷「談古論今」了。

當然，這也很好。問題出在余英時始終對中共領導中國發生的巨大的、各方面的進步視而不見，總是用反共和崇尚西方的「價值尺子」衡量中國，說成一團漆黑。他研究了一輩子思想史，沒留意到自己已經思想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