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人口危機衝擊經濟

人口結構危機是全球各個經濟體都難以避開的難題，這不僅關係到經濟增長，亦牽涉由控制生育到移民政策等政治、文化、法律、社會不同領域。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相對穩定的人口結構模式比較，亞洲諸國面對的問題就更棘手，東亞地區如中日韓等地正面對急劇的人口老化，剛成為全球人口大國的印度卻因為勞動力過多而苦惱。如何應對人口危機，乃本世紀亞洲經濟的最大挑戰！

日本人手不足企業倒產新高

日本經濟失落多年後，近來終於迎來春天，這一點從去年起就高歌猛進的股票市場得到完美體現。事實上，日本擺脫長期通縮環境，配合企業改善股東回報、提振資本市場等措施，使得當地經濟活力迅速復原。

不過，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卻是日本經濟的長期缺陷，根據帝國數據銀行（TDB）的統計，去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導致的企業倒產（包括破產及清算結業）案例按年大增85.7%，達到260宗，是多年來首次突破200宗，亦創下歷史新高。

在人手不足而結業的公司倒產個案中，有91宗來自建築業；在服務業的57宗個案中，有大量是來自軟件開發等資訊科技業。這些數據都反映勞動力不足問題在日本的技術工種尤其嚴重。

消費縮餐廳倒閉增1.7倍

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另一負面效應，便是消費萎縮，尤其是以年輕人為重點的行業。TDB數據顯示，去年日本共有768宗餐廳倒產，較2022年大增1.7倍，亦是新冠疫情大爆發的2020年（780宗）之外第二高。

其中，去年居酒屋倒產佔204宗，創歷年新高；還有72宗是咖啡店。要知道餐飲業多數是以年輕人為主要客源，尤其是深宵營業的居酒屋、咖啡店等這些都是以年輕客戶為主，隨着新生一代人口減少，亦養不起這麼多的餐館。

提高生育引入移民收效微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人口動態調查，截至2023年1月1日，日本人口比一年前減少逾80萬人，按此推算，10年後日本人口累計將減少800萬人，相當於整個大阪府的人口。在政府推動提高生育率政策收效甚微的情況下，引入移民便成為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

事實上，日本早於2019年已修訂《入國管理法》容許擁有「特定技能」的藍領外國勞動者長期居留於日本，而「特定技能」的判斷相當寬鬆，農業、餐廳服務（包括客戶服務）、住宿接待等行業都符合資格。換言之，日本幾乎是對外完全開放外國人定居。

不過，日本國際交流中心執行理事毛受敏浩指出，雖然日本政府已開始推動移民政策，但卻未有充分向外國及國內民眾宣傳，原因是來自國內保守派的反對壓力。保守派中有部分人認為「移民將會改變日本的存在」，因此即使政策方向開始接納外國人，但卻沒充分告知民眾。

中國最欠工作簡單低薪勞動力

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一直都備受關注，甚至內地官方亦已公開承認這將是今後一段長時間內的「基本國情」。這種來自人口結構轉變的挑戰，令目前受到供需失衝、消費及商業信心不振、地緣政治關係緊張等多項挑戰的中國百上加斤，甚至被認定是「中國經濟奇迹終結」的信號。面對日益嚴峻的人口危機，有內地學者呼籲延遲退休，以減輕退休金體系的負擔。

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老齡研究院院長彭希哲認為，中國的退休年齡較早，男女平均退休年齡不到56歲（內地男性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退休年齡分兩種：女幹部55歲、女職工50歲），而平均壽命是78.2歲，未來還會持續提高，這意味退休以後有將近30年領取退休金，目前的退休金制度難以長期維持。

倡延遲退休減養老負擔

彭希哲指，推行延遲退休制度，不會大量擠佔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因為這兩個群體幾乎在完全不同的市場就業；年輕人就業較多聚焦在資訊科技、金融、高科創新等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製造業，這些領域薪資相對高，對教育程度的要求也較高，中老年就業則聚焦在傳統製造業、服務業，包括部分農業。他直指目前市場上最缺的是「工作相對簡單、不需太多學歷教育，但工資收入相對較低的勞動力」。

他建議採取靈活的退休制度，有條件的行業或地區可以先行，逐漸把退休作為個人和市場選擇的結果；另建議「重新定義老年」，在觀念、制度上讓中老年更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也可以是義工活動或幫助照顧小孩，讓子女一代勞動力有更多精力參與經濟活動。

印度年輕人過多缺就業機會

正如小說名著《安娜卡列寧娜》的開場白「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應用在人口結構也完全一樣。理想中健康的人口結構應該是各個年齡層的比例相若、男女比例均衡；相反，不論是老年人口太多的日本與中國，還是生育率太高導致年輕人太多的印度，同樣是各有各的難題。印度著名女經濟學家、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Jayati Ghosh警告，印度未有足夠就業機會來容納年輕的勞動人口，備受期待的「人口紅利」隨時可能演變成一場災難。

僅13%女性受薪工作

她指出，印度一直面對就業機會艱難的問題，尤其是在過去10年。根據政府的勞動力調查，該國在職工人與人口的比例，從2011/12年度的38.6%，下降到2022/23年度的37.3%。官方統計數據更顯示，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降至僅20.8%，但這個數字也是被誇大的結果，因為政府把在職工人的定義中包括「家庭式企業中的無薪幫工」。

即使這些家庭企業幫工沒有收入，依然被歸類為「自僱者」，這與國際慣例不符，因為正常做法是把就業定義為「有報酬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承擔絕大多數家務勞動的婦女也不被視為「勞動人口」。換言之，若按照國際標準，印度的勞動參與率遠低於官方數據顯示的水平。2022/23年度，印度有48%男性從事有薪工作，女性的比例僅為13%，導致印度成為全球女性勞動參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原定於2021年完成10年一次的印度人口普查已無限期延遲。因此，政府和公民都不知道印度有多少人、他們住在哪、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就業狀況。然而，各種指標表明，高收入者的收入大幅增加，而大多數工人，特別是處於收入分配底部的工人工資卻停滯或下降。

這凸顯了印度高速經濟增長模式的最大缺陷：儘管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快速增長，但無法創造足夠就業機會，甚至連相對低薪和低品質的就業機會也欠奉。因此，這亦導致過去10年印度實際工資基本上保持停滯。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均，而經濟紅利主要集中在收入最高、最富有的群體。

Ghosh直言︰「如果印度不進行促進就業和保障生活工資的深遠改革，將難以實現真正的經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