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觀點：疫後部署 緊跟變革趨勢

不過，從整體形勢來看，發達國家仍然跑贏新興市場，當中印度及巴西等經濟體還在奮力控制疫情。疫情亦揭露了經濟體系中存在失衡的隱患。這種情況在收入及財富指標方面很可能已變得更為嚴重。

從較正面的角度來看，科技普及加快應能夠為各經濟體系的適應能力提供支持，生產力亦因此有望迎來更強勁的增長。儘管人口結構帶來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惟已上調中期預測。

相當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科技普及，將讓失業勞動人口數目增加，因此很可能會讓決策者解決失衡問題時變得更加困難。雖然民粹主義未有在疫情期間成為更明顯的事實，但卻似乎會捲土重來。參考以往的歷史，疫情結束後的社會動盪通常都會加劇，並造就更多民粹主義政策。

隨着環境問題受到更多關注，應對氣候變化的力度亦有所增強。雖然大部分人的焦點都落在拜登政府讓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及增加相關基建開支的決定之上，但亦可觀察到中國已設定「碳中和」目標。縱使能源轉型能夠帶來龐大機遇，已發展市場與新興市場之間的失衡問題亦有可能因此加劇。

政府的財政狀況在疫情期間顯著惡化，並引發債務可持續性方面的問題。考慮到未來醫療保健及氣候變化方面的額外支出需求，政府仍可能面臨財政壓力，增加稅收似乎已是無可避免。

由於貨幣政策趨向以財政考慮因素為主導，金融壓抑的狀況很可能持續。雖然經濟增長前景有所改善，但利率仍將在更長時間內維持低企。與此同時，通脹升溫的風險亦隨之增加。儘管估計近期通脹回升只是暫時現象，但在周期性壓力累積情況下，貨幣政策將需要在2022年內收緊。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作出悲觀預測並不困難。例如，持續的失衡問題將會助長民粹主義政府，繼而削弱央行的獨立性，導致通脹失控。然而，現時仍有一些強大的因素指向另一種情景。科技通常會導致產品及就業市場的競爭加劇，從而壓低價格。此外，各國央行的共識仍傾向維持低通脹，而各國央行政策轉向應是意識到結構性因素導致通脹持續過低所致。

在此環境下，投資者要應對這些變革趨勢，並在環球經濟中發掘眾多增長機遇並不是容易的事；但比較肯定的是，各國政府對推動這些趨勢將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