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責任拒面對 日本社會右傾化

從日本官民的反應來看，大多認為裕仁不需就侵略戰爭負責，但事實並非如此。戰前憲法列明，日皇是軍隊最高統帥，並擁有宣戰、媾和及締約權力。裕仁在戰時坐鎮大本營，聽取戰報及批准軍事行動，海軍軍令部長及陸軍參謀總長均是他的幕僚，軍事指令須他同意才能下達。對美國宣戰的決定亦是在裕仁、首相及軍方高層出席的御前會議上通過，裕仁在戰爭的角色可謂呼之欲出。

雖然日本戰敗投降，但冷戰爆發及配合美國佔領成為裕仁避過受審的救命符。美國為了防止日本赤化及對抗蘇聯，在東京審判中放過裕仁，以東條英機、近衞文麿等戰時軍方及政府高層的甲級戰犯承擔罪責。東京審判草草收場奠定了裕仁不需為戰爭負責的論調，他洗白為統而不治及一枚受下剋上軍人蒙蔽的橡皮圖章。

隨着戰後日本政府刻意淡化，並指示宮內廳禁止傳媒追問裕仁戰爭責任問題，令戰爭責任局限在學術研究，大眾及傳媒則避而不談。裕仁的形象亦在戰後完成蛻變，戎裝照在非軍事化中成為歷史，西裝照成為最後定格。戰爭世代逐漸凋零下，昭和時代前半為亞洲人民帶來巨大痛苦的侵略戰爭漸被淡忘，後半在美國庇護下創造經濟奇迹成為主流印象，即使經濟泡沫爆破，日本戰後一代仍對昭和後半無比眷戀。

俄烏戰爭爆發後，日本大力渲染中俄威脅東亞穩定，企圖以保衞人權自由與和平為名修改憲法，明正言順發展先發制人攻擊能力。右傾化浪潮席捲下，歷史修正主義者蠢蠢欲動，護憲派難以抵抗，終有一天淹沒在主流聲音中，專守防衞的和平憲法將成為歷史文獻，危險現象不容忽視。不過日本過度追求在區內影響力無助恢復國威，反而帶來更多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