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集：最低工資

2011年定的最低工資本是妥協的結果，沒有根據香港的生活工資（即是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來釐定。以後兩年一議也面對着長期資方的糾纏，只是按原有的最低工資來作基數計算，始終扭轉不了原來的差距，反而是逐年隨着落後於通脹而擴大。勞方只在增加多少百分比上爭執，擺脫不掉原來妥協的困境，距離國際上開始通用的生活工資愈來愈大。按照這樣方法的議論、爭執下去，對勞工的保障便會愈來愈低。

或說，香港不少工種工資已超越最低工資。但實際上還有不少工作的薪酬依據最低工資標準來定。政府立法的最低工資仍然是對勞工的最低保障。最低工資的作用，不是用作標準工資，而是定下一個最低的防線。任何工種、任何理由、任何時間都不能逾越。與此同時，有了最低工資，在市場供求環境下，勞方可以有一個起點，爭取較佳的待遇。最低工資變成整個工資體系由下而上的承托。因此它不是單純的由工會代表的勞方問題，而是涉及香港整體工資制度。也因此，不應僅僅爭執要在現有水平上加多少個百分點，而是要認真從根本進行檢討最低工資制度的基礎依據，提出生活工資的概念。由政府參考綜援等的計算基本生活條件的方法，資方可參與諮詢，但決定因素是涉及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問題，只能由政府與立法會代表社會來制訂。這樣做，也可解決現時綜援與最低工資倒掛的不合理現象。

香港基層工作範疇裏，技術與管理創新的步伐極其落後，提高最低工資是迫使政府與企業在效率方面要改善。例如香港的環境衞生清潔工作，機械化水平低，政府監督制度薄弱，工作的性質還是幾十年不變，依賴極低工資的投入，缺乏改變的動力。又如保安、技術配置與工人訓練水平方面也大有提升的餘地。香港作為發達社會，不可能靠低工資低技術管理，以犧牲勞工生活和社會經濟效率作為代價。

釐定最低工資便不能只考慮加幾塊錢幾毛錢來不停地爭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