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和時事評論者的工作性質相像，前者為病人斷症，後者為社會診脈，同樣含糊不得。假如患者是因為染上新冠肺炎而發燒，醫生卻誤以為他是因着涼而致病，所開藥方皆不對症，遺禍便很大。以岐黃為業的人，尚有醫務委員會可以監管，時評工作者則不然，能夠擔演監察角色的，就只有他們的智慧與良心，靜言思之，能不慎哉！
社會上不可能人人都具見事之明，政府的施政方向是對是不對，全靠一眾輿論領袖為其把脈。一旦診斷出錯，社會不能及時對症下藥，到病入膏肓時便已太遲。香港回歸之後政局長期不穩，探索病源，輿論往往簡單地歸咎於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年輕人「上車」困難這類原因。2019年反修例風波之前，不論「黃營」、「藍營」的KOL，持此論者不少，大家都這樣斷症，社會便以為其病當真在此，結果便引導政府的施政走錯方向。
多年來筆者不斷告訴大家，香港最大的病因不是甚麼霸權或貧富不均，而是民智偏低，反對派一直以水磨工夫替人「洗腦」，《蘋果日報》一類的「黃媒」長期為患，才是真正的致亂之源。
剛過去的7‧1發生了一宗刺警案，行兇者傷人後自殺，用上最激烈的方法反抗社會。但追查之下，此人獨身，與父母同住，大抵屬於中產人士，不見得有「上車」困難，只是他曾替《蘋果日報》工作，恐怕是因此而「中毒」，最後走上不歸之路。反修例期間參與抗爭的年輕人，不少生活安穩，黃之鋒大抵不愁衣食，浸會大學學生會署理會長方仲賢更是居住在獨立屋，家中擁有兩輛超級跑車。這類人對社會莫名的仇恨是因何而來，到今日難道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