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日前在香港的致詞突出了國家對香港的重要性，也表示出中央政府的決心，該出手時就出手。而一旦出手必然到位，反對者硬對抗，就依法打擊；軟對抗，就依法規管。中央政府要掌握對香港的主導權，一是體現主權；二是主動出擊，不會再像2019年反修例動亂期間那樣猶豫被動。
中央主導，「一國兩制」的港人自治便有了一個靈活的規管框架。法律是死的，政治則是不斷推陳出新。中國現在是面對美國挑起的新冷戰，香港以至香港的「一國兩制」便處於一個新的變動政治大環境之中，中國要防範美國借香港成為攻華的橋頭堡，要在香港重新建構防禦體系，剷除任何借香港叛變來攻擊內地的條件與藉口，排除任何風險，不惜矯枉過正。
而中央主導，便不只是在制度上設置各種防範，在國安的領域內，直接介入香港的治理。中央政府主導，便是中央政府負責，這便涉及香港執政的人事問題。從反修例動亂，應可看到特區政府的不可倚靠，危機的處理能力薄弱，也有對內地和中國整體利益（包括中國的香港）認識、認同不足的通病。
在中央政府主導下，有異心的不會公開抗拒，但要防的是陽奉陰違，用不幹事、袖手旁觀方法使施政不力的問題更趨惡化，也使特區政府會再次面對危機時無法處理，再次陷香港於危難之中。
如果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仍然惡化，國際便可以興風作浪。香港內部也會有人把責任歸咎於中央政府的主導，社會爭執會因而再起，香港便不可能在政治穩定之後發展，反而因為問題不得解決且惡化而政治轉趨不穩。
這樣的後果，更會引出一個巨大的爭端。中央政府主導，旨在制約香港處於壟斷地位的既得利益者，若香港經濟不能改善，既得利益者必然聯合殖民地體制殘餘勢力，要求香港回返自由市場，中央政府能否有力量抗拒他們的壓力呢？
而在內地，自由市場、殖民體制下的香港自由還有頗大的支持力，此所以一直以來還有在內地建幾個香港，以及把內地體制香港化的主張。由香港問題可以引發出內地自由主義、親西方或美國勢力的反撲，在香港內部的政治角力，便有機會演變成內地的政治角力，外部勢力也便有機可乘。
國家安全不但要防香港的「顏色革命」，也要防香港的成敗對內地政治的影響。
香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怎樣有新的發展理念、新的發展方法來實現新的發展格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