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與深圳有歷史的淵源。1983年返港在香港大學做研究，深圳剛成為特區，被吹捧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1984年，故友李國強督促我為《廣角鏡》寫評論內地的文章，我選了深圳作為題目，可惜當時數據不足也不公布，還沒有統計年鑑和統計公報，我只能以公開的講話、新聞報道，爬梳有限的數據作分析，寫了《深圳往何處去》一系列文章，指陳深圳當時以進口貿易和房地產發展的方針牴觸設特區的初心。
文章清楚表達出深圳當時的情況，在內地掀起巨大反應，中央派工作組專門到深圳調查。新華社一位副社長向我戲說，到深圳要戴頭盔。深圳市委書記的弟弟、著名經濟學家因此罵我至少10年。時任市委秘書長到近日還在內地媒體上造謠說我在香港報章用筆名寫了一系列評深圳的文章。
假若不是中央工作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牽隊）調查證實我的分析，假若不是鄧小平、陳雲關注，在深圳相信我會遭受更多的攻訐。
其後市委書記掉職，主管特區工作的谷牧派國務院副秘書長李灝南下替代，把深圳的發展從頭扭轉，也開啟深圳走上科技發展之路。這個事件既反映改革開放易被官僚騎劫，走了歪路，也顯示出中央政府糾正錯誤的能力。連我在海外不見經傳的學者的評論，也可驚動中央的決策層，不惜作政策的大改動，此中在我以外，內地參加中央工作組的學者與研究人員作用巨大。
深圳走科技發展之路並不平坦，一是香港轉移的加工貿易容易賺錢，也容易把經濟擴大發展。科技發展屬長期投資，不會短期見效，這就考驗企業和政府的取捨。
二是深圳在金融方面得天獨厚，一方面與香港毗鄰，政策偏重與香港連接，從兩軌制到進口替代（走私與合法的內銷）都產生巨大的利潤。深圳設交易所，更吸引全國資金。依國際經驗，無論加工貿易與金融化，都會排斥工業發展，尤其是科研為主的產業。深圳沒有走上香港全面去工業化、轉為股市金融與房地產泡沫之路，關鍵在於政府的政策堅持，也在於舉國人才到深圳創業的並不盡是追逐短期利潤者，也有國營企業借深圳與香港的連接而發展。
今天深圳超越香港，一是舉國之力建設，二是制度的空間，但更重要是政府內外的人才。不過，艱難創業易，富裕之後守業難。尤其是當前中美矛盾加劇，深圳的依附美國體制的發展模式似不可延緩，要改也不容易。
在香港遙祝深圳轉型成功，不負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