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下的香港，和至親臨終前說句再見也變得奢侈。出於防疫需要，公院禁止探病已超過半年，有患肝病老婦入院期間疑醫生開漏藥，一度昏迷，最終不治。相依大半生的八旬丈夫連妻子最後一面也見不到，留下滿腔悲憤：到底妻子因何致死？到底是否涉及人為疏忽？其實人們同樣想問：抗疫不外乎人情，為何院方連病人最後一程也拒絕讓家屬陪伴？死者孤身上路，生者抱憾終生，人間最悲，莫過於此！
醫管局於今年一月廿六日開始禁止所有公院探病安排，直到六月中旬才開放十六間復康醫院的預約探病，但急症醫院則維持不准探病。本報接獲年逾八十的趙伯控訴，因為無法探病而錯過見老妻最後一面，當中可謂一字一淚。其妻多年前患上肝病，經常出入醫院，趙伯一直無悔無怨地照顧，想不到今年三月太太肚痛、發燒送到仁濟醫院，此後多番進出該院，竟成為二人陰陽永隔的轉捩點。
由於不准陪伴和探病，趙伯對妻子留醫期間的情況所知不多，但每次出院，總在太太身上看到瘀傷，懷疑是院方使用約束衣所致。直到四月，趙伯更驚見太太臀部長出壓瘡，身上瘀傷也變得嚴重，懷疑院方長期沒有為臥床的妻子轉身肇禍。五月中太太情況急轉直下，再次入院，數日後更無故昏迷，直到醫生為妻子插喉輸送肝藥才回復清醒，趙伯因而質疑醫生一直「開漏藥」。最不幸的是，到了五月底，院方下午一點致電通知趙伯將為其妻抽腹水，趙伯幾經哀求，醫生終批准他到醫院探病，可惜為時已晚，他一時五十分到達醫院，妻子竟已返魂乏術，當中過程不清不楚，頓感晴天霹靂。
事後院方當然諸多解釋，例如趙伯妻子身患多種重病，是長期病患者；又指醫護人員一直有為其作出評估及提供適當護理，言下之意是不涉人為疏忽，但不管院方的解釋如何「無懈可擊」，事實是一條人命就此消失，家屬連病人最後一面也見不到，死者固然孤單無助地走完人生最後一里路，家屬何嘗不是滿腔疑問與自責？尤其是趙伯及妻子皆年事已高，說得直白一點，能見面相處的時間已所餘無幾，院方為何不可稍作通融，在病人危急之際早點讓家屬陪伴在旁？何況他們涉及的是老人科，並非傳染病科，更非新冠肺炎患者，病人死前那種無助孤獨，豈是見慣生死的醫護人員所能想像？一般臨終病人尚且如此，死於新冠肺炎的病人，由臥床到臨終皆與家人隔絕，其孤寂絕望更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誠然，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院方按醫管局規定行事並不是錯，只是抗疫不外乎人情，要是院方處事能夠人性化多一點，與家屬溝通多一點，誤解便可減少一點。今次事件，趙伯質疑院方開漏藥導致妻子病情轉壞，院方則堅持已向病人處方所需藥物，雙方各執一詞，以趙伯的能力，跟院方周旋尋求真相可謂相當困難。尤其是醫醫相護已成醫界「傳統」，別說年老的長期病患者死亡往往遭人輕視，即使更離譜的醫療事故，醫管局也不外乎責成院方成立調查小組寫報告列出一堆建議便算，何曾有人承擔錯誤和問責？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至今沒有受控迹象，昨日又新增一百二十五宗確診病例，公營醫療不勝負荷已是不爭的事實，醫管局承受的壓力極大。此情此景下，醫患之間更需包容理解，奈何事與願違，別說病人進入公院死得不明不白的事例比比皆是，部分公院醫護人員更在疫情吃緊之際將一切政治化，年初以罷工要挾封關也就罷了，直到今日竟然仍有公院醫護團體以「831」說事，甚至將中央支援香港建立港版方艙醫院及全民檢測，上綱上線為有政治目的及「送中」。當有些醫護人員緊守崗位「打仗」令人肅然起敬，偏偏有部分政治醫護唯恐天下不亂，以政治凌駕人命，叫人情何以堪？
事實上，以醫管局的接待能力已到極限觀之，港府尋求中央幫忙可說是應有之義。但正如專家指出，全民檢測必須有配套支持，以香港七百多萬人口計算，要是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測出受感染，人數也達七萬，這些人往哪裏醫治？醫管局有能力接收嗎？而且在未預備實施「禁足令」及堵塞免檢入境漏洞下，全民檢測隨時只是浪費資源而已，無能港府可有想過這些問題？
一場疫情，見盡特區百態，見盡港府無能，也見盡種種社會問題。香港到底如何走出困局，思之令人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