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一個大政方針，也是一個憲政設計，方針怎麼落實，憲政怎麼運作，效果如何，成敗得失，要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做得怎樣，尤其是要看中央能「找到」和「培養」甚麼樣的港人「治港」。這也是毛皇帝說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
對此，鄧小平一九八四年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就考慮到了。鄧說，中英談判九七後的香港安排問題已告一段落，現在轉入要害問題，一是十三年過渡期不波動，保持繁榮穩定；二是十三年內創造「港人治港」的條件，以便能順利接管。鄧表示，聽說英國人準備搞代議制，找些人來參加政務、法律，他們會找些甚麼人呢？這不能聽英國人安排，香港人要自己安排，中央政府要幫助香港人作出這樣的安排……中央要了解情況，要研究甚麼人參與，參與到甚麼程度，選甚麼人？現在是一盤散沙，誰來推選？推選誰？參與哪些方面？現在起，就應該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可見，鄧老爺子不愧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很早就認真仔細考慮了「港人治港」這個要害問題。然而，九七回歸之後「港人治港」還是出了大問題。二十三年來，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日益嚴重，「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有傾覆翻車之憂，坐在駕駛位上的那幫子「港人」不知是些甚麼人，大概有英國人「找」的，也有北京參與安排的。實際上，對他們漢營、曹營身心兩瓣很難搞得清。不過，有一點頗為一致，就是以廢官居多，指望他們搞好香港，不啻發白日夢也。
鄧老爺子一九八四年發出安排好「治港」港人的指示後，相關機構大概積極努力了一陣子，不過困難重重，效果不彰。九七回歸後的治港「港人」還是英倫說了算，作出了周密的深耕細作的幾個梯隊的安排。九七後，鄧老爺子已升天，江老爺子則搬出了河水井水不相犯的高論，朝廷港澳機構遂當起了甩手掌櫃，更有甚者，還把兩地政商官場的腐敗不正之風帶入「港人治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