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構成國家安全的風險，不在於香港本身，而在於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故此，「港版國安法」的立法不是為了香港，而是為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國家。立法的考慮便不能如香港一些人所言，只是針對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勝負，而是就建立和健全在香港的國家安全體制，應對今後至少是幾十年的外國攻擊的風險。即使香港的特區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方都是愛國愛港人士擔當，仍然可有外國勢力用各種方法滲透、侵蝕、攻擊國家的利益，構成國家安全的問題。立法要立足根本、視野廣大長遠，避免再犯中英談判時被人誤導的失誤。
中央立法與香港立法存在着大陸法與英國普通法的差別，有一個銜接的問題，銜接便有一個制度過渡，不可能把大陸法與普通法簡單連接，其中更不能接受普通法優於大陸法的主觀假設。
過往的失誤是被誤導為普通法優越，中國內地的法制改革是香港化，也即是香港的英國普通法成為中國法制變革的終極目標，包括所謂在內地造幾個香港之說。由此而致香港與內地缺乏法制銜接的考慮和試驗，也產生出河水不犯井水的兩方隔絕的思維。
今次港版國安法的中央立法，以及其後特區按《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本地立法，正好是重新規劃、試驗大陸法與普通法的有機銜接。這方面並不是史無前例，一如一國兩制，歐洲有許多參考經驗。
在法律銜接外，還有執行的銜接。國家安全滲透到社會、經濟、政治各個方面，不像國防與外交的政策範圍清楚，容易劃分。
正因為國家安全的滲透性，中央政府不能袖手旁觀，特區政府也不可以束手無策，應是中央與特區聯手執行，維護國家安全。於是人大的草案建議是特區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包括特區主要官員和關鍵紀律部門主管，以特首擔當主席。秘書處也由中央任命，與參與委員會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相同，反映中央的委託性質。另設中央指派的國安事務顧問，與在警務處設有關部門，均是倣效英國前例。
最突出之處是中央在港設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監督指導香港的工作，與現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軍的不直接涉及特區工作不同，在指揮中央在港的國家安全工作之外，相信與特區的體制和執行多所銜接配合，反映出國家安全工作的特性。
至於特區設專門的檢控部門，由特首任命主理的法官，並保留特定情形的中央管轄權，目的是為了避開外籍法官為主的特區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