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防疫是政治，但不是某些派別、某些立場的政治，而是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以全民的利益為目標。由於是全民利益，因此要各方衡量，考慮各種因素的變化影響。社會有弱勢社群，有少數群體，全民政治便要對他們照顧，不是以強勢壓迫，美其名為民主。
災疫之前沒有民主，不是人多勢眾、聲音巨大便可以搶奪防疫抗疫的大權。投票不能決定疫情，更不能確立防疫和治療疫病的手段與方法。此中決定因素是知識，是科學檢驗，只能靠專家。
疫病有不少未知之處，專家並不是全知全能，但倚仗的是科學方法，不斷地進行檢驗測試，與病情的演變對比，也與不同區域的疫情發展作比較，從這樣不斷檢驗測試和比較的過程中發現新的認識，改變原有的判斷，而且更可以從病愈者的抗體，發掘對症下藥的治療方案。
這個過程沒有派別立場的分別，也沒有甚麼香港人優先的理由。疫情不局限於香港，對疫病的檢驗測試比較進行的科學方法，也不限於香港，有效的方法是各地各國有疫情或沒有疫情的地區和機構全力合作，使科學方法有更紮實多方驗證的保證。此所以有世界衞生組織，在中國或別國有國家統籌的中央機構，而有任何成果都不能壟斷，而是全民、全國、全球分享。
防疫有一特點，就是疫情變化是動態的，不能停下來讓人慢慢研究。動態的變化便可作為每一個提出的分析、應對方案的即時檢驗，否定與疫情變化不符的，肯定與疫情變化相符的，一點一滴地快速積累。這便是專家的作用，科學方法的效果，結果會是找出防疫抗疫的有效方法，把疫情控制。時間可長可短，視乎科學過程，或是氣候環境轉變。病愈者增多，社會積累的免疫抗體增加，疫情逐步退減。
事實上，相對於其他的大疫情，今次新型肺炎不是傳播最廣、死亡率最高的，因此不需要過度恐慌。
專家以外的工作，便是政府與社會怎樣控制恐慌，一是不容其干擾防疫抗疫工作，二是防止恐慌帶來疫情以外的社會與個人損失。恐慌最大打擊的不是中產階級或精英們，而是生活壓力緊迫的基層民眾和社會弱勢的老弱鰥寡。例如搶購口罩、糧食，他們會更加困難，也使政府對他們的照顧更加迫切和緊張，容易造就不必要的悲劇。
我們知道特區政府積習已久，能力有限，用製造恐慌來強迫政府，只會弄巧成拙，害人害己。我們應盡一把力，齊心協力對付疫情，而不是借機作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