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付重大禍患的威脅，政府的政策應該是雷厲風行，目的是迅速地克服禍患，不讓其惡化失控，產生出更大的傷害。
例如，在處理反修例動亂時，特區政府強調使用最低武力便不恰當。使用武力的目的是鎮壓暴亂，因此，使用哪種程度的武力要視乎鎮壓暴亂所需。當暴徒使用的暴力升級，警方使用的武力也應同時升級，且為了迅速鎮壓，便不是使用最低武力，而是更強於暴徒的武力，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聲勢實施，以竟全功。
用最低武力，似乎只是為討好旁觀者。為官者為討讚美之聲，往臉上貼金，卻對社會不負責任，不管暴亂惡化失控產生出來的巨大損傷，這是最惡劣和無恥的官僚主義。
同樣地，今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有二○○三年沙士的先例，解決的方法應是及早監控，全面預防，考慮的是怎樣防範疫症蔓延，不讓疫症入港，入港之後要迅即隔離。若是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即使防範隔離產生成本，社會不便，也不過是一個短暫時期的損失，換來的是保住社會大眾的性命財產。愈是嚴厲應對，升級警告，預防的成效便愈大。
可是，特區政府的為官者不吸取沙士的教訓，還是掉以輕心，心存僥倖，害怕引起社會的驚慌和不便，連基本的防範手段，包括鼓勵市民使用口罩和在關鍵的公共場所強制使用等，都要拖延實施。香港不是源頭，不需要像武漢那樣「封城」，但是在入境嚴加控制，雖有不便，雖有成本，卻不是不可行。如沙士疫症，失控對社會的衝擊巨大，加強預防監控是唯一對付的策略。捨此而不為，便是有關官員瀆職塞責。
武漢一如當年的北京，正在亡羊補牢，緊急封城，不怕當前的短期損失和影響，顯示出政府的能量和魄力，相信也可以如當年的北京，迅即克服疫情。當然，事後還是要追究官員的責任。
香港的情況，如果政府同樣亡羊補牢，加強監控應對，相信不會重複沙士的災害。但是，加強監控應對，需要政府拿出表現來，不要再畏首畏尾、心存僥倖。一是對與內地的出入境全面監控；二是暫停大型活動，建議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暫時關閉，春節假期延長，至少避免學生在上學途中和校內感染；三是全城大清潔，由特首等高官帶頭；四是新聞處擔負責任，報道本港內外疫情、有關政策以及治療預防方法等，並澄清任何誤解和打破謠言。
有二○○三年對付沙士的經驗，今次只能做得更好，更要雷厲風行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