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提出與實踐了二十二年，是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相同步的，香港內外的局勢和中國內外的局勢都發生了極大的、深刻的變化，以功利觀點和未來前景來看，香港對中國的貢獻早就今不如昔，香港對中國的依賴則前所未有。而中國的發展在繼續需要香港特殊貢獻的同時，也需要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只有這樣，香港的特殊價值才能對中國更有貢獻，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才能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也是未來大方向，不可逆轉。
然而，這樣的深刻巨變，以及中港關係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出現此長彼消，四十年前是不可預料的。直到回歸後十年左右，中央才發現這樣的轉變正在深遠的影響中港關係，影響「一國兩制」的踐行，開始考慮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不少人也知道，香港再故步自封、和中國發展疏離是不行的，香港會被邊緣化，會衰落成中國南方的一座普通城市。為了避此厄運，他們「積極行動」起來，然而始終選不準方向。
加上因為政治理由，香港長期存在一個親西方的反對派，他們的政治使命就是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抓手」，通過各種「逢中必反」的議題，發動各種非法與合法的鬥爭，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把香港永遠留在西方陣營中，並成為和平演變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基地。這裏有世界近現代史中，冷戰結束前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牽涉兩種社會制度和世界觀漫長的博弈。
準確的說，從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時就開始了——「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同盟」。很不幸，香港成了兩大力量的百年磨心，反對派的猖狂和膨脹就要把「一國兩制」撐破了。若如此，香港就只能在「一國兩制」下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