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台灣的統戰，一直以「一國兩制」為綱領，只提兩制的分別，而少提兩制的演化內容以及兩制間的關係，後者僅只是「一個中國」的認同、表述，甚至是各自表述也可以。至於台灣一制主要是制度不變，台灣自主自決，不觸及「一個中國」的底線便可。
初看是簡單明確，重點是台灣不變，在一國的框架下，台灣便與中國大陸無關，自管自治，但是這個簡單概念並不可行。事實上，台灣的制度不可能凍結不變，台灣內部的發展與矛盾必然引發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變遷，部分制度成為轉變的阻礙，必受衝擊。而台灣內部轉變，也牽連台灣與大陸的矛盾。兩岸若不隔絕，以地緣血緣和同文同種因素，經濟融合難免，也必然觸發內部政治的利益與權力結構變化。內外因素激盪，兩岸關係不可能不作互動，也不可能不因台灣一制的變化而影響兩岸關係。關鍵是兩制關係怎樣可以共商共建共享，使兩岸大多數人的利益結合起來，形成兩岸的一國（緊或鬆）的基礎。
北京以商逼政的政策，有助台灣經濟增長，卻困於加工貿易的政治經濟形態，造就台商的崛起，衝擊台灣內部的政經結構。台灣在產業和就業外移的過程中，卻沒法調動台商利潤來建設台灣，使社會大多數人可以分享。在台灣產業空洞化和房地產化的發展中，大陸資助還是訴諸旅遊，更把結構矛盾增添了大陸旅客與台灣本土民眾的具體對立，把台商與陸客同歸一類，懷疑為傷害台灣本土健康均衡的發展。
台商勢力未能取代台灣本土的力量，反而引發利益的對立，加上台灣社會的反共傳統，美國與日本的政治介入，台商的財富不會轉化為台灣本土的政治力量，也不易與國民黨代表的保守既得利益者作有機結合。面對着日本、美國支援的反共本土勢力演化出來的拒中反中台獨力量，便沒法抗衡或抗拒。在政治上，台商捨棄台灣，國民黨無力更新，政局便迅速地一面倒往民進黨等台獨傾向。北京的威嚇只是阻止它們公開台獨，卻無力阻止台獨傾向的發展、擴大。
台灣本土政治的台獨化，是其來有自，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台商政策失誤，也難辭其咎。
在中美新冷戰正開始之際，民進黨在台灣選舉獲勝，公開地否定「一國兩制」，在內加速去中國化，在外倚託美國，加強與美、日合作，對兩岸關係和一國因素必然是加強破壞。北京的反應是強硬到底，抑或是對一直以來的台灣政策以至「一國兩制」的提議檢討更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