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惠寧以封疆大吏的背景出任中聯辦主任，使人想到八十年代許家屯當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八十年代是中英談判、香港回歸的政治鬥爭階段，中央政府要從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爭取港人的回歸和支持。香港經歷英國的百年統治，制度控制和奴化教育扎根深厚，港人又多是從內地逃難移民而來，反共情緒強烈，要扭轉形勢，政治挑戰巨大。許家屯即使其後叛逃，當時真的做了極多的工作，表現出政治家的形象和手腕。
當然，當年新華社的工作成功，也不是許一人之功勞，他的班子人才濟濟，就個人接觸所及，印象深刻的副社長有東江縱隊的老領導陳達明；從杭州調來的張浚生，他後來回國主持浙江大學的發展；還有港大的老校友毛鈞年。當時新華社內不少是香港本地人，在大學圈子裏活躍的有蔡培遠。港大的老同學，曾任《學苑》總編輯和學生會會長的崔綺雲，也破例地進入新華社出任其中一個部的副部長，她比程翔等從港大、中大畢業後加入左派報章工作者更為高調，也反映出當時新華社的本地化比例，和對香港本地成長知識分子的統戰能力。這與回歸之後中聯辦以南下幹部為主，和濃厚的官僚主義風氣大相逕庭。
香港回歸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官僚操作可以處理。回歸後，由政治問題政治處理變成官僚問題，更因內地的大貪腐衝擊，官僚主義蛻變為拉關係、以權謀私，坐視回歸之後政治工作退化，人心變遷。二○○三年二十三條立法一役也沒有警覺和反思，積重難返，讓美國可以輕易地一步一步經營起來，把回歸前的政治工作效果全然逆轉，致有今天反修例動亂帶來的大規模反中反共示威，以及打砸燒的暴動。
或許香港的治理工作由特區政府負責，中聯辦只作輔助，統籌左派系統和內地在港的業務，從政治工作全面轉變為內地政府在港代表機構的官僚機構。官僚機構與政治工作存在着矛盾，苟一不慎，很容易墮入貪腐的陷阱。
因此，官僚化實際上是政府機構（不限於內地）的必然傾向。問題是這在太平盛世時還可以容許，卻容易失去民心；戰亂時更絕不可以容許，沒有靈活應變，沒有民心支持，打任何的仗都會戰敗，結果連政權也會丟掉。
香港回歸順利，但中國與歐美列強的矛盾屬根本性，不會改變，除非中國衰敗或投降。因此，從回歸開始，戰爭便逐步形成，到今天，香港是中美新冷戰的主戰場，政治工作便成決勝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