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的大閱兵，是中共建政七十周年的盛事。但實際上，就高層而言，最重要的紀念活動，應是即將在本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將總結七十年來革命、改革、發展的經驗，將其作為成型的制度固定下來，這才是七十周年的最重要成果。
按照此前政治局會議的安排，四中全會的主題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對於這一任務，早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時就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按此推算，應為二○二二年左右；而後，江胡時代又多次提出，「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將目標時間定為二○二一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明確時間表，「到二○二○年，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今次四中全會，等於進一步提前研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具有濃厚的定型意義。對於這一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理解。
其一，十八大之後，中共已確立了新的指導思想，劃分了歷史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都在不同領域，規劃好了路線圖。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與這些息息相關，而又有不同。在位階上，高於改革、法治、黨建，處於最頂層設計；其與指導思想有交叉，但不像指導思想那樣側重於理論，而是有大量制度性內容，對於黨務、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外交乃至對台、港澳等，作出全盤擘劃。總之，四中全會標誌着十八大以來一整套的治國理政策略，完成了最頂層的總體設計。
其二，面對國內外各種複雜風險挑戰，以及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思潮衝擊，中共高層極力強調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並頻頻重提鬥爭精神、鬥爭意識。將十八大之後的各種新體制加以系統化，上升到治理體系進行定型，一錘定音，反映出最高領導層的制度自信。更重要的是，制度定型，對政治社會運行的各方面加以框架界定約束，對各種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掌控，這是很有力的鬥爭武器，用以震懾各方面的不同聲音，強化鞏固核心權威，因而具有特殊的現實針對意義。
其三，治理體系的形成，經歷了七十年不同時期的波折動盪，中共在一九八一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近四十年來，隨着形勢變化，對許多歷史問題的定性已悄然改變，同時又有許多新的歷史疑惑和思想混亂在堆疊糾纏。要定型治理體系，勢必要回溯歷史，講清制度定型的來龍去脈。正如十‧一閱兵遊行，雖然重心在於展示當下的成就，但毛、鄧、江、胡的巨幅畫像，都是不能繞過去的。四中全會如何總結評價七十年歷史，將是一把折射歷史觀、價值觀的標尺，深度影響中國未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