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九七年收回香港，從現實出發，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最看重的是香港的經濟價值。這個價值對新中國成立後打破「美帝西方對中國的封鎖」，對文革後推行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都極其重要。
既然北京在經濟上非常「有求」於香港，非常「在乎」香港，那麼在政治上、國家管治權上就只好「讓利」，對香港實行有別於內地的制度。與此同時，中央還擔心內地的制度和政治會損害香港的經濟，削弱香港的價值。然而，中央可以對內地的制度和政治可能影響香港而「自我約束」，卻管不了香港本身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破壞香港的經濟發展，包括對「一國」的破壞。因為北京已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在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中「讓渡」了太多對香港的管治權、「讓渡」了太多的政治影響力。因此，當香港的政治之亂損害了香港經濟甚至損害了一國兩制時，北京往往束手無策；而政治亂，經濟豈能興？
北京和香江府衙當然知道，香港社會有很多深層次矛盾，香港的經濟民生存在許多影響發展、民怨甚深、引起風波的問題；多年來，也想過各種辦法解決之，中央對香港能夠找出新的經濟動力，為民生解困，振興百業，更是一次次送上經貿大禮。中央總說，只要是為香港好的事情，我們都會做。
然而，所有這些解決經濟民生問題的舉措，都遭到香港本地政治的狙擊和破壞；反對派只需用「政治掛帥」就能輕而易舉的打殘香港經濟民生，讓朝廷和香江府衙甚麼事都幹不成。因此，二十二年的實踐證明，只在經濟民生範圍內想辦法解決經濟民生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先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先解決國家對管治權的過度「讓渡」問題，及時打垮反對派的奪權進攻，經濟民生問題才有望解決，香港的經濟價值才有望保住，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這是簡單的道理。
可惜，朝廷一直難下決心，遇到麻煩繞開走。眼下香港暴亂未止，反對派依然猖狂，北京又再「超前」鼓勵香江府衙關注解決經濟民生問題，還沒吸取教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