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看一些香港大學本地生的表現，實在令人不安，他們把童黨欺凌同輩的做法施諸大學的老師校長，粗言穢語，動手動腳，阻礙通道。而最近，可能是他們參加暴亂多了，習慣了破壞，例如在浸會大學，忘了蒙面，還是把校長辦公室的門鎖打破、玻璃打爛，說是表達他們的憤怒。
可是，他們的憤怒沒有道理，而校長不一定必然是學生要見便要應酬，校方支援被拘捕的學生也有一定的做法，不必校長親赴警署擔保，擔保者更應是學生的家人。無論怎樣的理由，都不應該破壞公物。市井流氓或許會這樣暴戾粗莽，不過無賴也開始包裝，但部分大學生竟然相反地以低俗粗暴作為行為準則，這樣的學生，在大學裏接受的是甚麼教育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本地大學生的粗暴行為，有一定的制度和結構根源。
一是家庭及學校多是寵溺放任，艱苦求學、勤奮努力的學生幾乎已看不到，禮貌和行為規範更缺，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雙失」，學生的性格發展大有問題。
二是入大學本應讓他們在更大的群體、大學的學術環境裏有所鍛煉、有所學習，可惜香港的大學已變成易入更易出，大學倣效企業化經營，學生是顧客，主要是要討好，教授老師是勞工，卻要嚴加監管，用人的標準是物有所值，便簡單化地用數量指標（論文數目）來衡工量值。教學的評估過於質量性，便淪為次要或可有可無的指標，於是發表數量極多的論文，便成為大學教師的生涯目標、大學的科研目標，教學生便可有可無，而且管理層用低劣的企業管理手段，讓學生去評估教授老師的表現，並以此作為教師升職續聘的考核根據。
在這樣的環境與制度裏，勤奮、懂得自愛的學生還可以自立求學，但是被中學和家庭寵溺過度的學生，一旦脫離了入學考試的約制，哪會主動地學習？教授老師為求學生評分高，便隨便給出高分，學生也懂得利用制度，一方面不讀書，肆意玩耍；另一方面卻迫使老師考試放貼士給高分，他們在大學裏逍遙自在，消耗公帑和自己的青春也算了，可惜血氣方剛卻不學無術，便容易上了政治邪教的當。「佔中」之前只是示威抗議，和平守規矩；「佔中」之後卻愈趨暴戾非法，他們的公義被引導為以破壞制度、傷人害命為目的，近日的掟汽油彈也走上恐怖主義的傾向。
這樣的大學生，對他們自己、對香港社會有甚麼價值呢？而更大的問題是，在大學的本地生裏面，他們是佔少數還是佔多數？大學教育是否早已淪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