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一國兩制」不是目的，是手段，為的是以和平方式實現中國統一、推動中華民族復興。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當手段不能很好的為目的服務，或因手段本身受到破壞而威脅損害了目的時，那麼手段就應當被調整、被修正。香港回歸二十二年，實施「一國兩制」，有沒有很好的為祖國統一、中華民族復興服務呢？從憲政地位的轉變而言，可說實現了這一目的。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隨着時間推移，隨着香港內外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一國兩制」走樣變形，造成破壞，並開始影響國家統一、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更嚴重的是，在香港這「一制」範圍內，根據它的制度安排、管治方法並不能解決「一國兩制」受到影響、威脅和損害的問題，它沒有這個能力甚至意願解決這個問題。今次反修例風波和暴亂掀起的「顏色革命」，香江府衙束手無策，而香港社會明明暗暗撐「暴潮」更非常清楚和尖銳的說明了這點。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有結構性的矛盾，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這些矛盾，鬥爭是主要的，無條件的；和平相處是次要的，有條件的。無論一國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地方的制度是資本主義，還是一國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地方的制度是社會主義，鬥爭都是不可避免的，是絕對的，和平相處都是相對的，暫時的。也不管這樣的「一國兩制」在憲法上或《基本法》上寫得多麼周詳，多麼嚴謹，多麼根據「社會各方磋商取得意見平衡」，也消弭不了其內在的結構性矛盾，最終的解決辦法，還是要看誰戰勝誰。
對此，鬥爭的雙方都心知肚明。只不過北京因為當年特別有求於香港的資本主義對國家的經濟貢獻，就採取了特別容忍、包容的態度，很想長期「和平共處」。然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勢力卻從來不想和一國的社會主義「和平相處」，二十多年來發生的種種爭拗、風波、暴亂、顏色革命、奪權鬥爭皆由他們悉力發起，主動進攻，他們在香港擺開戰場總佔上風，因為有內部制度支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