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其他社會，香港每次大規模的產業與經濟結構轉型的時候，本地就業結構會有劇烈轉變，結果令大批人適應不了調整而被淘汰。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由轉口港變出口工業化；八十年代產業外移，工業萎縮，貿易服務業興起；近二十年全面金融化、房地產化和依賴旅遊業。
這三大經濟轉型過程都帶來不少對原有就業的衝擊、人才的更替。五十年代的轉型是擴大就業，被淘汰的人容易轉業。八十年代的轉型也是經濟擴張，一方面向內地擴展，另一方面在香港發展相關服務業。就業轉型有一定的痛苦，但出路還多，不會造成廣泛的人才淘汰，且八十年代也與中英談判、香港回歸的過程重疊。移民他去的人不少，便是自我放逐或淘汰，反而減少轉型的就業問題。
可是，近二十年的金融化，就業還是擴張，只不過是中產下流化，收入與職位升遷停滯不前。前十幾年影響還有限，惟積怨漸深。一四年佔中之後，卻開始香港經濟被政治破壞的過程，今年達到高潮，破壞嚴重，卻沒有政治解決結構轉型困難的任何機會。政治破壞經濟，把全民就業基礎的經濟穩定與內地因素同時摧毀，卻不可能建立起新的就業機會，結構轉型變成為破壞性的衰敗。
假若香港在政治平復之後，大批參與示威和暴亂的人移民他去，或可減少破壞性衰敗帶來的就業困難，他們的自我放逐消除了香港人才被淘汰的部分需要。但是，這批人未必具移民外國的條件與機會，留在香港卻會成為破壞性衰敗或下一步結構轉型被淘汰的對象。
今次示威與暴亂特別之處是牽涉廣大，遠勝一九五六年的右派暴動和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假若政治平復不以他們的政治訴求為標準，他們必然心存不滿，反映在工作上的不力或不合作。政府機關與企業亦不易相信他們，重用他們，大有可能形成互相排斥的局面，打擊整體經濟、社會復原和尋求進一步發展的努力。政治平復後他們便大有機會被淘汰或自我淘汰，他們也不可能在香港努力工作，開拓香港和他們本身新的競爭能力。
換言之，他們便變成香港復原和發展的阻力，香港的主政者不能對之有足夠的信任和寄望他們會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
於是，香港可能面對着長期的破壞性衰退。但是如果主政者銳意發展，卻不能依靠他們，需要另找新的支持者和香港發展新的人才動力。事實上，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結構轉型，都有大量新移民來推動香港轉型，今後幾年亦應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