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所帶來經濟相互之間的分工與依賴，本是加快經濟發展的方法，可是全球化並不是好像中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開放自由的參與，按市場的供求來決定交易條件。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實際上主要是由跨國企業主導，由美國推動，目的不是各國公平發展，而是由美國為首的跨國企業賺取它們在發達國家已賺不到的暴利。這樣的全球化，卻仍然讓中國和部分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取得機會，發展得比跨國企業更快，擠佔跨國企業的市場份額。中國、日本、南韓等企業的強大競爭力，背後還有國家支持。美國一樣有對本國和跨國企業的補貼與支持，只是發揮出來的效果不及中日韓三國，其中日本在迷失的三十年裏走向美國化，結果其發展便不如中韓。
在國際競爭優勢轉變的過程裏，以美國為首的跨國企業，在自由貿易的市場裏競爭不過對手，便轉而與美國政府合作，以政治干預貿易，排斥最大的競爭對手──中國。美國總統特朗普推行的逆全球化或美國優先，基本的原則是競爭不過對手便改變規則，甚至作出公開的制裁，用政治手段打擊別國的企業。而且，美國把九十年代以來全球化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相互依賴「武器化」，以改變、中斷貿易關係的手段來制裁別國。特朗普的關稅戰、金融經濟制裁，以至利用美國國家安全為藉口迫害別國企業，都屬於經濟戰爭，是全球化關係的「武器化」。
不過，美國既然開了先例，其他國家為求自保自衞，不是採取同樣的經濟戰手段，便是減少與美國的經濟聯繫。中國在貿易戰上對美國作出反制，乃至歐盟、日本、印度的關稅反擊都是由美國引發，美國不停止經濟戰、金融戰等，各國的反擊必然會愈演愈烈。美國的市場佔全球比重日減，以市場作為武器的能量亦會日減。
對美國的反擊方式，是在美國以外形成較小規模的全球化或區域化，以排斥美國。各種區域自由貿易協議，包括東盟與中日韓的「10+3」，都可成為抗拒美國經濟戰的堡壘，其中尤以英國脫歐後的歐盟更進一步的一體化和去美國化（包括國防軍事）影響最大。而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展，「一帶一路」戰略與歐亞經濟聯盟，金磚五國等均是去美國化的發展。
歐盟的一些研究指出，全球已趨多元化，美國以外，歐盟、中國、俄羅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都可與美國抗衡。面對這樣的逆全球化，歐盟的選擇是模仿中俄，用國家之力來進行經濟戰，此中可看到德國、法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