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與大臣魏徵等人討論自古以來治理國家的得與失。太宗認為國家剛經歷戰亂，短時間內不可能使民風改變，天下太平。魏徵說，不是這樣，常人在危困的時候就會擔心死亡，擔心死亡就想改變困境，想改變困境就容易教化，也就是說，大亂過後老百姓容易教化，正如飢餓的人不會挑食一樣。
這正是大亂達到大治的道理。香港鬧到如此地步，無疑是一次危機，但若能撥亂反正，未嘗不是一次重新出發的契機。過去中央總是畏首畏尾，怕事怕亂，對港政策一味和稀泥，對反中亂港勢力搗亂視而不見，對外部勢力干預見而不理，香港才會淪落至此。其實，愈怕事愈多事，愈怕亂愈混亂。香港回歸二十二年來風雨如晦，一國兩制走樣變形，管治危機日甚一日，難道教訓還不夠深刻？特別是最近幾年經歷了佔領之亂、旺角暴亂、金鐘暴動，一次比一次暴力，一次比一次血腥，經濟城市淪為政治城市，動感之都變成動亂之都，難道中央還能無動於衷？
必須知道，今次修例已非小事一樁，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既關乎港府管治，也關乎中央權威，更關乎一國兩制，甚至關乎國運之爭。反中亂港勢力總動員，外部勢力肆無忌憚介入，中央豈能再袖手旁觀。為期七十九天的佔領之亂，正是因為中央堅守原則，反對派才無功而退，今次中央更沒有理由妥協，該管就要管，該出手就應出手，沒有甚麼好顧慮。
正如古人所說，物不至者則不反。事情不發展到極點，就不會走向反面。如果說這場政治風暴還有一點正面意義，那就是令人進一步看清誰是法治破壞者，誰在勾結外部勢力摧毀香港，同時也令中央不得不認真反思，香港將何去何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是毛澤東的論斷，也是歷史規律，治極而亂，亂極而治。香港也許只有置之死地才能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