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自十八大以來的權力洗牌和機構改革，搭建起所謂新的「四樑八柱」。這其中，諸多委員會辦公室構成了支撐新框架的樑柱。諸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中央審計委員會辦公室等等。上連最高頂層，下達各個角落，中間橫跨黨、政、軍各大系統。
這些委員會辦公室分為兩類，一類是另起爐灶，全新組建，譬如軍民融合辦；另一類則主要依託原有部委班底，如改革辦設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法治辦設在司法部，審計辦設在國家審計署，金融辦設在人民銀行。前一類機構相對龐大，如軍民融合辦新設秘書局、戰略規劃局、政策制度局、重大事項協調局等若干部門，分工辦事；後一類則只單設一個秘書局，作為委員會辦公室的核心樞紐，具體事務則指揮調度所在部委去執行。在司法部、人行、審計署的「三定方案」中，都明確規定設立法治辦秘書局、金融辦秘書局、審計辦秘書局。雖然名義上列在這些國務院部門麾下，但實際上這些秘書局具有相當的獨立性，被賦予了規劃、協調、聯絡、督察等職能，受命於最高層，可謂是直達天聽、手眼通天，權力覆蓋範圍極其廣泛。
典型的是中央法治委，秘書局設在司法部，但除了該部之外，政法委、最高法院、全國人大法工委等同樣受其節制。地方省市法治工作更要接受指導。
再以金融委為例，負責重大金融決策部署、監管問責、起草改革發展規劃以及防範處置金融風險，設金融委辦公室秘書局，處理日常事務，人民銀行內設機構均須要接受其統籌協調，銀保監會、證監會亦要向其匯報工作。
這種「小牛拉大車」的模式，猶如通過一個支點，直接撬動了龐大的權力體系和人事資源。通過「最高層──委員會──辦公室──秘書局」這樣一杆子插到底的體制，好像一個個軍機處、南書房，作為秘書班子協助領導人掌控六部九卿。
由於地位重要、角色特殊，秘書局局長人選基本都是未來仕途看漲的官員。金融辦秘書局局長由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陶玲擔任，中央依法治國辦秘書局由司法部新聞發言人左力擔任局長。原國家發改委經濟與國防協調發展司司長王樹年，在擔任軍民融合辦秘書局局長一年多之後，已晉升軍民融合辦副主任，位居副部。
對比來看，以往的委員會、領導小組等高層協調機構，往往直接寄治於某部委司局，如國家教材委員會辦公室，實際就是教育部教材局；國務院農民工領導小組辦公室，即人社部農民工工作司。但在本輪黨政機構改革中，諸多委員會、領導小組均單設秘書局。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也在農業農村部內設秘書局。這些秘書局，雖然級別不高，卻掛銜「中央」，某種程度還帶有監軍的角色，將「黨管一切」深度嵌入政府行政體系，收攏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