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談判並不是聚焦於中美的貿易不平衡。美國製造業已經失去國際競爭力，餘下的是靠軍工支撐的尖端國防科技，可是，美國不敢出售給中國，本身亦備受中國的科技競爭，領先的空間不大，美國能出口的是農產品和石油、天然氣。
美國生產的石油、天然氣，正如我在本欄經常強調的，是依靠金融泡沫堆砌出來，成本貴，儲備不足，依現時國際價格而言，出口虧損不小，難以持久。
至於農產品出口，實際上也是依靠政府龐大的財政補貼，用補貼出口來打擊國外競爭者，從而建立起壟斷性的市場份額。然而，最近在俄羅斯、東歐農產品加強出口之後，美國優勢漸失，因此要美國政府用政治力量來迫使最大市場的中國進口。不過，美國大宗農產品有轉基因污染，中國也有糧食農產品安全的考慮，需要把進口來源多元化，同時亦需保障國內大豆等的生產，短期一、兩批大量進口來敷衍美國還可以，若長期大量進口美國農產品，會演變成為政治問題，打擊政府的威信。
於是，要解決中美貿易差距，不可能依靠中國大量進口美國產品。傳媒報道，中國答應六年擴大進口來消除中國對美國的外貿順差。相信這不可能是政府的真正談判立場，因為美國實在沒有足夠的產品出口來填每年四千億美元以上的逆差。
解決的方法是美國減少進口，不但減少從中國的進口，更要減少總進口規模，量出為入。減少從中國進口，可以部分從別國進口替代，但中國產品的高性價比，不是別國所能替代，要轉移進口來源，美國的進口成本必增。
減少總進口是根本的解決方案，可是美國政府與社會都不會接受。減少進口必然打擊美國暴發戶式消費主義，動搖美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基礎，也會帶來社會動亂的反抗。減少進口是美元要先貶，再看減進口平衡外貿的效果才可後升。但美元先貶卻動搖美國整個依賴債務的政府和企業的財務，也會摧毀依賴美元霸權、金融霸權支撐起來的美國霸權，這會變成骨牌效應，美國是沒有辦法和能力克服。
也於是，美國不願進行結構改革來根治外貿逆差之病。對中國、日本、歐洲乃至其他出口的國家，美國只能以霸權欺壓，企圖把所有與之競爭的國家用政治、金融勢力制服，才可以這些國家人民的勤勞儲蓄來供養美國的暴發戶式消費主義和窮兵黷武。在這樣的結構形勢下，中美談判怎可能真正解決問題？中國或許更應與日本、歐洲組建多邊主義聯盟，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