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問題，一開始就涉及相互聯繫的幾個方面，一是九七回歸要徹底解決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問題，這點絲毫不能讓，北京告訴英倫，主權、治權一起收回，不接受英倫提出的任何「反建議」和所謂變通方案；二是從歷史狀況、現實需要考慮，從中國實現現代化大局出發，中央對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三是「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四是為了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過渡期的許多事務上要充分合作，要保證香港不亂。
這四個方面是廣泛和深切的、相互聯繫的，中國、英國和香港的利益只有在「一籃子」解決好這些問題時才能共同獲得。從大面兒上看，第一個問題經過幾輪交手後，英倫自知不敵，放棄糾纏。第二個問題，英倫做了不少明明暗暗的手腳，這是她「光榮撤退」、部署九七後「可持續性利益」的戰略安排。第三個問題，以「愛國者」為主體實施「港人治港」，看上去是北京「挑選人」和「立標準」的問題，不關英倫事。其實不然，因英夷策劃下可讓自己人、無間道充當「愛國者」，而所謂「愛國者」只是抽象說法，具體到人，只有天曉得。第四個問題，過渡期的中英合作大抵做到，因為亂起來對誰都沒好處，尤其對英倫在港做好長遠部署不利，只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最後五年，在政改問題上「搞搞震」，破壞了立法局直通車安排。中方另起爐灶，英方沒佔甚麼便宜，然而為香港回歸後埋下了亂源種子。
可見這四大方面中，「港人治港」和「愛國者」為主體的問題遠沒解決。說到管治，制度問題、法律問題都好解決，最難的是人事問題、選人用人問題，朝廷屢屢走眼犯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