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香港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與內地的關係，應採怎樣的發展戰略來促使香港在中國之內進一步發展。
對於一些人（包括大多數港府的政務官）來說，「一國兩制」實質是治權換主權，兩制是抗拒與內地融合發展的武器。香港最好是與內地隔離，走沒有英國的殖民地體制和發展道路，當中所強調的是香港，不是中國的香港。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的規劃把內地作外在因素，「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試圖加強內地因素的考慮，但到《2030年+》的新規劃，卻回復到殖民地時代與內地分隔的思路。
回歸後，香港拖慢建設步伐，限制與內地融合，但大勢所趨，逃避不了。最終卻因香港內部拖延或缺乏配合，把與內地社會融合的建設，變成香港的災難，使民眾看到內地旅客來港旅遊、投資的經濟投入扭曲為政治和社會侵略，引發排斥。於是，特區政府一些官員、政治精英竭力抗拒與內地融合，拒從跨境和內部基建予以配合。另一方面，民眾和企業融合之勢強大，二者構成了嚴重的矛盾，也演變成政治鬥爭。香港發展陷於今天的困境，要明白的是不能抗拒內地因素，反而可因勢利導，促成香港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一是擴大跨境與內部基建投資，增強香港利用內地因素的條件，二是用公帑保障廣大民眾生活水平水漲船高，特別是改善關鍵性的住房問題，多建公屋、擴建居屋，用積累的儲備和新贏的利益來建立鞏固、健康、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