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內地學術界也以學術的方式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學術雜誌、學術會議、學術交流都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為時間線索，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級、各個專業、各個學科、各個發展方向，討論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成就以及存在的問題。中國特色問題、中國特色取向、中國特色目標、中國特色社會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導向。中國特色成為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起點、過程和結果。
但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學術界發展四十年，都在完成以下幾個方面的轉型。
第一，從意識形態研究轉型為社會科學研究。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後相比較而言，最大的變化不是沒有研究，而是研究甚麼內容。既要研究意識形態本身的發展變化，更要研究社會科學的發展變化。改革開放之後社會科學研究的過程，既有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也有增意識形態化的過程，更是不斷增加科學研究內涵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着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伴隨着真理標準大討論、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思想解放過程，伴隨着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過程。
第二，從定性研究轉型為定量研究。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停留在定性研究的水平上，這主要是受時代、視野、格局、知識的局限所致。新一代社會學人則具有不同於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優勢，尤其是七○後的社會學人，部分在國外受過較為系統的定量研究訓練，這一代人把定量研究的方法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各領域，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科學研究步入新的研究階段。
第三，從規範研究轉型為本土化經驗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研究之初採用了西方的概念、理論、範式、模型，通過西方的理論和視角來研究中國問題，但在研究的過程中脫離了西方實踐這一土壤，運用到中國不但水土不服，而且解釋力不足。如何讓西方的理論適用於中國，如何從中國經驗中挖掘適用於世界的普遍性命題，創建中國本土化的研究體系，成為一項必須解決的緊迫任務甚至是歷史使命。
第四，從單一研究轉型為交叉研究。改革開放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和系統性實踐，任何對這一系統工程的單一研究都具有片面性。如果僅進行單一研究，往往面臨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困境。只有與改革開放系統工程發展相一致，進行系統性的、綜合性的、整合性的交叉研究，才能夠比較好地回答改革開放面臨的一系列系統性問題，並且為改革開放這一系統工程介入理論導向。
第五，從傳統治理轉型為現代治理。中共十八大以來，不斷強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治理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甚至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主題。社會科學研究圍繞着現代治理這一核心，進行了系統性研究，取得了極為壯觀卻又初步的研究成果。
第六，從單一方法轉型為多種研究方法並重。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田野調查、實證、大數據、AI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方法齊頭並進，傳統研究方法與現代研究方法統合，制度主義與行為主義並舉，宏觀、中觀、微觀研究並重，逐步實現研究方法領域的整合與革命。
任何學術研究轉型，都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實踐發展的必然產物。學術界的研究與紀念，是對時代的反思與回應。中國的問題既需要學術界為此作出貢獻，也需要學術界進行自我反思，這需要學術界既要以學術為使命，也需要以勇氣為動力。沒有學術，就枉稱學術界。沒有勇氣，就枉稱學術人和學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