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在科研教育開始批評「四唯論」（唯學歷、職稱、論文、獲獎）的考核方法，導因可能便是內地科研和學術界愈來愈多的學術造假。科研教育，包括大學，理論上應有考核的制度，可是，科研教育機構不可能像企業那樣考核。企業面對市場，在法律和道德規範下，盈虧可作為直接和最後的考核指標。即使在企業的不同部門採取各種創新制度與措施，最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勝出或敗走，便可檢驗這些制度與措施是否可行或有效。
但科研教育不可能有這樣簡單直接的考核方法。科研出來的首先是報告或學術論文，這兩者只是半製成品，離科學與技術的新發展還有一定距離，專利權的性質也一樣。即使經過同輩審查，亦沒法可證明論文與專利必然會導致技術與學問的發展。多少資金和勞力投入，多少專家的讚賞引用，都不一定可轉化為有效的成果。大多數學術論文發表後便被湮沒，專利權廢而不用。科學、技術與學問的產生沒有簡單的生產方程式，也難以確實驗證審核。正因如此，眾多的學術造假甚至可以橫跨中外，歷時幾十年才偶然被揭露出來。
「四唯」之中，學歷、職稱與獲獎都是以論文為基礎，論文不可靠，其餘的便都不可靠。「四唯論」的基礎是行政的量化管理，愈是加強便愈是不可靠，學術造假的機會愈大，卻不可能使科研與教育產生出更有效的結果。正因為科研與教育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可以考核卻應該留有餘地，留有空間供例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