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環境的惡化，資本市場上的折戟，意識形態和輿論上的爭論猜疑，令被譽為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在最近感受到了壓力山大，「國進民退」成為最受關注的焦點之一。官方不斷發聲，試圖平息坊間的焦慮，從部委發言人、部長、副總理直至最高領導層，從各種講話、撰文、發布會到批示、回信等等，多管齊下，幾乎窮盡了所有手段，然而效果差強人意。
回顧歷史，一九九九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決策層面第一次提出了國有企業「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其後幾年，指導方針一度是傾向於「國退民進」，即將國有資本主要集中於關乎國家戰略安全的重要經濟領域和基礎性行業，而從其他行業中逐步退出來，向民資開放。
但在工作實踐中，這一過程舉步維艱。民企在參與社會投資方面仍然面臨諸多玻璃門、旋轉門，在獲取銀行信貸支持等方面比國企「低人一等」。尤其是最近幾年，國有資本憑藉強大的經濟優勢和政治特權，攻城略地，民企卻跌跌撞撞，不斷被收編，「國進民退」已成不爭的事實。
自今年以來，已有四十多家民營A股上市公司宣布由國有資本接盤，涉及金額已達三百億元。進入下半年，這一趨勢加劇，僅九月份，就有至少十四家公司披露了大股東向國資轉讓股權的意向。國資成為最積極的「接盤俠」。照理來說，民企回報率遠高於國企，效益好的企業應該具有更大的擴張能力，本應是「國退民進」，但現實卻截然相反，這背後有民企盲目擴張的原因，也有政策大氣候的變化。在房地產調控、去槓桿、貿易戰等內外因素影響下，股市下跌超出了不少上市公司的預期；政府出手清理影子銀行，作為主要融資主體的民企資金來源被進一步切斷。
表面看來，這是一種市場行為，但背後的「體制痼疾」無法忽視。國有銀行體系更傾向於向國企貸款，並非因為民企盈利能力差，而是因為給國企貸款政治效應高、風險低。即使在收緊貨幣政策後，銀行並未減少對僵屍企業、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支持，而是選擇犧牲民企。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持續上升，而作為製造業主力的民企則投資下滑。各路民企自顧不暇，債務壓頂之下，不得已斷臂求生，投靠國企。
除了經濟層面，「私營經濟離場論」、「黨領導工人共管民企論」、向民企空降工會主席等荒唐謬論、奇葩措施層出不窮，光怪陸離，引發了重蹈上世紀五十年代公私合營覆轍的強烈憂慮。實際上，派官員到民企掛職工會主席並非新生事物，前幾年某些地方都曾啟動過這項工作，當時也並未引發太大波瀾。但如今卻受到高度關注，加劇了民企對於官方力量對企業管理不當介入和干預的擔憂；並且，按照規章制度，工會須由職工選舉產生，官方指派，理據何來？
官方的口徑是，對於民營經濟政策不變，所謂「國進民退」只是錯覺、偽命題。然而，一方面經濟領域民企面對國企的步步退讓，另一方面是政治領域對民企管控的步步收緊。按照所謂紀律，公開散播諸如「私營經濟離場論」的做法，是明顯地與大政方針對着幹，但是這些群體卻是如魚得水，大張旗鼓；那些為民企生存吶喊的人士，卻反而需要慎之又慎，提心吊膽，這等於是變相鼓勵寧左勿右。這種情況下，即使官方不承認，但真實導向不是不言自明嗎？民企又怎能不焦慮？要想真正安撫民心，沒有點實打實的做法，單憑高音喇叭防空炮，看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