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這些年強調的中央全面管治權，是被香港反中亂港勢力的搗亂破壞、特區失控、國家主權和安全受到威脅逼出來的。
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時，朝廷並沒有想到「中央全面管治權」問題。當時中央的主導思想，是對九七回歸以後的香港盡量少管，「包給」香港人自己管，中央當時認為這是從實際出發的正確方針。不過，世間之事都有其發展規律，都會變動不息。當年這種「包下來」、放手不管的做法，中央也不是始於對香港，早在中共建政時，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術界、教育領域等就採取放手「包下來」政策，後來局勢的變化又迫使中共改變政策。
毛皇帝在發動文革前說過：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他們就愈抵抗，就愈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人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將來要搞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
這就是毛皇帝所說的「包下來」政策之「弊」，令中共在學術界、教育界失去了管治權，要通過階級鬥爭把權力奪回來。現在中央通過「一國兩制」放權給香江府衙的範圍更廣更大，不少領域可說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港英餘孽、外部勢力代理人、洋奴漢奸、反中亂港之人、無間道「掌握實權」。他們的鬥爭矛頭指向一國、指向國家主權和安全，中央糾偏和反制之法，就是全面管治權的提出和落實。有人對此一片哀嚎，又吵又鬧，然而能怪誰呢？鬥爭規律如此，夠膽做就要夠膽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