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有兩個小平很火，一個叫吳小平，一個叫邱小平。前者是一位金融界人士，後者則是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貴為省部級高官。他們出名，不是因為靚麗的業績或是政績，而是因為出位的言論。
先是吳小平拋出「私營經濟離場論」，聲稱私營經濟已經完成協助公有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歷史重任，應該逐漸離場，下一步不宜繼續擴大，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的公私混合制經濟將佔愈來愈大的比重。
吳小平只是業界一個寂寂無聞的小角色，其觀點違背常識常理，甚至語無倫次，本是不值一駁。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民營經濟規模已佔據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且提供了絕大部分就業，超過八成的中國人端的是私企的飯碗。讓民營經濟「退場」，簡直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世界的荒唐舉動，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然而，這樣一番奇談怪論，卻瞬時引爆輿論，攪得周天寒徹，這背後的邏輯環境才是真正的讓人不寒而慄，因為它觸發了民營經濟的集體焦慮，引發了全社會的觀感共振。雖然官方高層一直信誓旦旦強調保護民營經濟的決心，肯定民企的重要性，然而骨感的現實是民企經營狀況的舉步維艱。去槓桿一刀切，資金鏈斷裂，加上消費降級和外需委靡，眾多民企經營慘淡。
更為要命的是民營經濟地位的江河日下。在中國，民企與國企本來就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也就是所謂「協助」的角色。而近幾年來，隨着黨管經濟、黨管國企的加強，「國進民退」有進一步偏向「國有民無」的趨勢，監管部門對民企的各種直接管控干預增多，宏觀稅負之高幾乎達到了世界之最，成為民企不可承受之重。近期稅務改革，將社保徵收職能劃撥稅務局，江蘇等地向民企追溯十幾年的社保繳費，引發了民企和學界的強烈反彈。照此方式，全國大部分中小企業可能就地死亡，最終國務院嚴令在改革中決不能增加企業負擔。這是民企「我為魚肉」弱勢地位的縮影。
因而，民營經濟的不安全感、底層感、邊緣感，已經到了草木皆兵、驚弓之鳥的地步了，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增加。所以，吳小平的言論一出爐，雖然背離理性認知，卻刺痛了感性感受，成為公眾借以宣洩不滿及擔憂的出氣孔。
就在吳小平的謬論已淡化「離場」之際，重量級的邱小平又上場，他在官方會議上豪言，黨要領導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發展利潤。這番高論令人瞠目結舌，以至於有律師奉勸邱小平要學學《公司法》，民營企業誰投資誰受益，僱工未被聘用是沒有權力參加管理的；二是學學《國際共運史》，解決勞資矛盾的基本途徑是成立工會，與資方對話協商，而非強迫資方交出管理權；三是學學《國資管理條例》，只有國企是全體人民共有，應由全體職工參加管理。
位高權重的邱小平的發言，比吳小平的殺傷力大得多。這等於是從官方角度坐實了「私營經濟離場」的潛在土壤，即使不像吳小平的論調那樣極端，但也顯示官方相當程度相當層級對民企的態度。按此思路，混合所有制無異於重蹈當年的公私合營，黨管企業變相是和平接管民企。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當年鄧小平撥亂反正，打破計劃經濟藩籬，民企自此登場。幾十年來，民企頂着「原罪」的帽子，小心翼翼臣服於權力，歷經坎坷，一路走來，其艱辛是西方社會難以想像的。對改革開放最好的紀念，就是重溫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不能讓吳小平、邱小平之流搞亂方向，開歷史倒車，自毀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