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打工仔來說，勞工權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侍產假制訂法例時由起步的三天增加至五天，當中只涉及日數的增加，沒有其他細節，是相對簡單的法案修訂工作，如果沒有議員提出成立法案委員會，可望於立法會暑假休會前完成恢復二讀、全體委員會和三讀程序，就可以讓五天侍產假盡快實施並惠及狗年爸爸。當然，議員也可直接在全體委員會階段提出修訂案，以爭取進一步改善空間和提出意見。
但可惜的是工黨張超雄議員卻提出成立法案委員會，那就只能將法案拖延到十月中復會後成立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後再排期上立法會大會再恢復二讀及三讀程序，未估計當中或有節外生枝的情況下，最快也要在明年農曆新年後才可以實施增加侍產假至五天的安排。其實，張超雄提出七天侍產假而不成立法案委員會也可以，但為甚麼他非要成立法案委員會不可呢？按照張某的說法，他希望在法案委員會階段提出修正案，盡力游說局長，爭取將侍產假增加至七天。
議員雖然有成立法案委員會的權利，但張超雄早不爭取、遲不爭取，特別是在資方的協商代表明言只接受五天侍產假的情況下，即使立法會意外地通過七天侍產假的修正案，政府也只能撤回法案，令增加侍產假修訂議案胎死腹中，張某除了上述的解釋之外，對為甚麼不惜延遲實施近半年，也要成立法案委員會增加侍產假的做法，都是含混其詞，不甚了了。
對勞工事務稍有認識的人都會明白，爭取勞工權益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下，只有透過勞資協商達致共識，才可以確保改善勞工權益的法案在立法會得到順利通過。現在這個勞資協商平台就是「勞工顧問委員會」，當中代表勞方及資方的代表各半，勞工署署長擔任主席，通常的情況是勞方提出改善權益的訴求，資方在他們的利益考慮下百般拉鋸，勞方在社會上不斷爭取，在勞顧會不斷游說，勞資雙方在很多時的共識方案都是「中間落墨」。這就是羅致光局長所說的：「勞資雙方共識得來不易。」
由於共識方案都是「中間落墨」，所以方案永遠都有修正的空間，而修正案也永遠可以有所謂「道德高地」。這時候，反對派的政黨如工黨之流等，就會借題發揮地提出修正案「斬多幾両」，而反對派每次都表演這種「修正案策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惜破壞勞資雙方僅有的協調機制，一種如履薄冰的談判互信，最終勞工權益原地踏步。
工聯會信守勞資談判的結果，為了日後可持續的爭取策略，是不會認同這些「忽然爭取」的修正案，哪怕每次工聯會都頂着反對派的政治抨擊和抽水，指摘我們不支持「表面看起來更好」的修正案。他們那些修正案真正的目的旨在讓工聯會難堪一番。過去的三天侍產假、復職令等，反對派也樂此不疲地採取相同手段，零成本抽水又可以霸佔勞工維權的「道德高地」，至於真正成效如何？有沒有副作用？例如成立這些法案委員會就令狗年爸爸享用不了五天侍產假，這都不是反對派真正關心的問題。
五天侍產假離我們爭取的七天目標仍有距離，在不破壞勞顧會共識的前提下，工聯會將提出修正案，讓五天侍產假生效同時，要求在一年內進行檢討，就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達致七天目標，而又不影響階段性的成果。一向以善用數據和智商高而見稱的羅致光局長作為問責局長，這次未能順利為狗年爸爸增加侍產假，既然有着說「對不起」的勇氣，何不敢於直斥反對派這種低水平政治作為呢？羅局長，你懂的，一切都是套路！